1979年，18岁的章华妹为了生计偷偷摸摸地在自家门口摆小摊卖纽扣，最担心的就是被人抓。1980年，章华妹拿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成为第一个“个体户”，标志着个体私营经济重回历史舞台。
40年过去，2018年11月1日，章华妹的这个故事再次被提及，是在最高层主持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
温州当地经历者闻此，无不感慨万千。大幕拉开，时光机将40年温州个私、民营经济的前世今生拉回到了时代的舞台前：温州八大王，温州模式，民营之都，温州炒房团，民间借贷危机，温州制造业……
11月9日，在温州市政府主导的一场五年一度的盛会上，温州市委书记陈伟俊当着1300多名温籍精英再次郑重提起：“‘温州模式’的价值在于，点燃了中国民营经济的‘星星之火’，揭示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变迁规律。”与会的精英中，起码有半数以上是来自全球的温商领袖，其次是各界精英，大多属于温州模式的见证或者亲历者。
这场聚会，有一些曾经走过的大咖已然隐落，又有一些新贵涌现。
再回首，或许这些亲历者们会发现，不管是时代或个人，都会经过无数个分岔口，历经无数道诱惑或磨难。但在每道路口，都会有不一样的抉择，如今可以反思，那些经得起时光检验的抉择为何行得远，哪些人成了时代的精英？那些穷途末路的，又陷入何种因果？
马津龙退休前就职于温州市委政策研究、体制改革系统，长期参与温州改革与发展的调查研究、方案设计和政策咨询工作。在他的概括中，温州模式是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实现农村工业化的形式之一；加强对温州农村民间市场的研究，促进市场调控机制的发育，是完善和发展温州模式的关键。1995年8月，马津龙应邀参加中国留美学人经济学会会议，第一次向世界解释温州模式，那届中国留美学人经济学会会长是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
追溯温州商人和温州模式，无可避免的，都会链接起被陈列进温州改革开放纪念馆的“八大王”往事。
温州，隅居浙南闽北，自古以来边缘于中原文化。顽强、独立、应变快速如同基因一样根植于这一区域的人文要素之中。40年前的温州，一穷二白三缺地，国营、集体经济体又相对稀缺，走南闯北讨生活是很多温州人，尤其是温州农民的出路。温州传统上是手工业商业发达的城市，但经过了那段计划经济时期，温州的民间资本几乎陷落。
1976年，出生于温州市乐清县（现为乐清市）柳市镇的少年胡金林，开始做起了五金电器生意。
乐清柳市、永嘉瓯北、瑞安马屿、永嘉桥头、苍南龙港等一样，均被看做是温州模式的发源地。当然，谁都不会想到，胡金林所在的柳市，此后会成为中国低压电器之都。
“我是农历正月十六开始做，到10月份就被抄家了，”胡金林回忆道。但这种资本萌芽显然无以抑制。在这个小镇里，那时出现了大批个私民营经济的拓荒者，最为有名的是后来以投机倒把罪被处置的“八大王”。胡金林正是八王之一，被称为“五金大王”。另外几个大王也都是以他们所经营的领域而得名，分别是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电器大王郑元忠。
1976年，中国还没启动改革开放。当时的温州柳市镇，和国内大多数地区一样，公社与大队也都有所属经济体。贩卖五金配件的胡金林，苦于没有进货渠道，就跑到周边城镇的一些国营、集体商店，倒卖那些滞销的五金配件。
在当时，胡金林的做法是不符合时代经济秩序的，但温州地处东南沿海浙闽边界，行政管制相对比较少，类似的做法在这个小镇里很普遍。
1955年出生的“合同大王”李方平也是少年时就经商，但和胡金林在当地倒腾的套路不一样，李一开始就是走南闯北“兜”合同，收订单，是温州后来发展到10万供销大军的开创者之一。
“我拿着地图，坐火车先去标红星的省会城市，然后就顺着火车站和铁路线，在沿途找工厂谈合作，一个地方找完再坐车去下一个城市，这样就攒了一批客户。当时一年还有两次全国机电产品订货会，我们就背着自己做的产品目录去找客户。”李方平自述称，“那时候，像按钮开关价格是2元钱一个，还必须全国统一。因为对产品质量足够有信心，我们就包运费、包装费，而且可以货到验收没问题再付款，因此销路很好，供不应求。”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金林、李方平等人的生意，更是一飞冲天。李方平成了超级富豪，当时人称“万元户”。他添置了大批资产，比如依照当地七里港一法式建筑，给自己还有两个弟弟盖了三间4层高的楼房，就坐落在当时温州对外的唯一一条陆路通道——104国道边上，被称为“门面房”。这也是温州模式前店后厂家族企业的初始状态。
1981年，李方平在上海又买了第一辆轿车菲亚特，雇了司机一路开回乐清。这些现在看似平常的风光，在那个很多人还食不果腹的年代，相当威风。这些也成了后来他最显眼的“罪证”。
李方平回忆，他被逮捕的原因现在想来有些好笑，说是当时省里“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组”的车从国道经过，看见他家新盖的四层楼，就下了结论：“如果不是投机倒把，哪里来的钱住这样的房子！”
1982年冬天，李方平因“投机倒把罪”锒铛入狱。
而胡金林则是被抓捕的八大王之首，现在，他还时不时提起，还好自己潜逃了，否则就被当典型枪毙了。“当时乐清内定下来枪毙10个典型中，有强奸的、抢劫的，我就是投机倒把的典型，其他9个都毙了，就我逃了。”
1984年1月，潜逃在武汉的胡金林听到消息：“中央一号文件给你们平反了，他们已经放出来了。”他结束流亡生活回到柳市，却还是被抓了起来，坐了66天牢。后来，胡金林先是被取保候审，然后撤销案件。
主政者思辨：袁芳烈的抓与放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一文，介绍了横空出世的温州农村家庭工业发展道路，这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这是“温州模式”首次见诸报端。
1985年12月，温州改革开放的领头人袁芳烈（山东人，南下进浙老干部）调任浙江省委政法委任书记(后任省高院院长)。而这场全国范围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对八大王的抓与放，都发生于袁芳烈在温州的主政期间。
1979年1月8日，温州开辟了11个粮油市场，允许农民和完成粮油征购任务的生产队出售多余的粮食和食油，允许缺粮缺油的农民、职工、居民在粮油市场上购买，开放温州市农副产品市场，允许三类农副产品上市交易。
1980年10月，温州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地下走到地上。“此举，使百万农民从人均三分地和为挣工分吃饭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务农和自由选择各种职业发家致富的权利。”马津龙回忆说。
1981年9月20日，温州地区和温州市合并。当时的浙江省副省长兼省农委主任袁芳烈率省委地市合并工作组进驻温州。同年12月，合并工作结束，袁芳烈任温州市委第一书记。
一直以来，温州作为对台备战前线，国营企业和大的集体企业极少，全市一年的财政收入仅1亿多元，连发工资都不够。而在温州民间，至1982年，全市已有专业户、重点户13万户，从业人员四十万。
1982年9月，袁芳烈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下半年，“打击投机倒把经济犯罪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市场经济提前发展的温州无可避免地成为重灾区。
国家工商部门将十种“投机倒把”活动列为打击对象。当时，温州不少民营企业主、个体户、购销员被“点名”抓捕。其结果是，许多兴办不久的企业、市场关门，广大务工农民和城镇居民失业，社会治安开始混乱。“八大王”更在这场整顿风暴中首当其冲。
然而，就在柳市八大王闹腾得红红火火之际，谁也没想到，镇上一个替父挑担修鞋的少年鞋匠，后来也会冲进这个领域，一路攻城略地，成就中国低压电器行业的王者。
此人就是A股上市公司正泰电器（601877.SZ）董事长南存辉。其实，同时进入这个领域的，还有之后德力西的创始人吴成中等。
南存辉等人和八大王走的是不一样的路径。八大王在1982年那场几近致命的遭遇，或许正是因为当初不谙时势，也没有熟稔温商的融合贯通之道。当然，这一精髓，说说容易，也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
八大王之一的刘大源是这样看待德力西和正泰的。他把1978年之后的温州民营经济历史分为了四个阶段：对着干、开着干（公开）、放着干、扶着干。他认为“八大王”处于“对着干”和“开着干”之间，而正泰和德力西则是“扶着干”起来的，不可同日而语。
此话也透露出一种个体在大环境中的创业哲学：和大环境对着干，还是顺着干，还有应该怎么干，都决定着创业者的成败，以及路走得远或近。
南存辉的创业故事，在温州家户喻晓。但他也曾有过迷惘，尤其是八大王事件之后，很多温州人都感受到，办厂做生意并不是赚不赚钱的问题，而是进班房、关生死的问题了。此时的南存辉，眼见股东离散，也是守着一个人的小作坊，静观其变。
这个时候，袁芳烈的自我纠错，决定了温州模式的重新启程。
初始，袁芳烈是根据高层下派的任务，抓了大批“投机倒把”者，其中柳市八大王就是作为典型来抓。但他事后发现，温州经济一落千丈，他开始反省政策执行的方向。而此时，更高层也选择了继续改革开放。高层强调发展商品经济，鼓励发展民营企业。于是，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又亲自为“八大王”平反，表达了支持民营经济健康成长的新态度。
南存辉也是在1984年才开始办厂，他曾经公开说过，“八大王”不平反，这个厂他是不敢办的。
南存辉修鞋时发现，家乡柳市很多供销员在全国各地揽了很多低压电器业务，开了很多厂。于是，他把修鞋的生意停下来，与他的一个小学同学吴成中创办了“求精开关厂”，也就是现在的正泰集团和德力西电气的前身。
1984年4月，温州被确定为我国沿海十四个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至此，胆大勤劳的温州农民成了时代的先锋，身份也逐步向“个体户”、“老板”、“企业家”等商人群体转换。此后，正泰和德力西，不但赚了个盆满钵满，而且很快就取代“八大王”成为温州模式的新代言人。
在中国改革的姓资姓社的争论中，温州模式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一些人除了不同意温州这种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之外，对温州政府在改革初期的无为而治也颇有微词。
参与者马津龙认为，在地方性市场法规的制定和股份合作企业的制度建设上，政府实际上扮演的也不仅仅是无为而治的角色。一批批市场的开放、崛起，以及快速壮大的民营企业，说明政府并非如外界所传言的无为而治，而是给他们营造自由的环境，并加以恰当的扶持。
资本联合护身符：股份合作制谋变温州商业文化，即温州商道，有一种比较显著的共性，那就是随机应变，融合贯通。因此，在这场个私经济萌芽被碾压之后，温州就开始了具备温州特色的集体、股份制谋变，这个时段，从1981年一直到1994年。
这被费孝通等学者称之为温州模式上的二次创业，即个私经济走向股份合作经济。其实，这种转变，不仅是八大王事件后，现行体制下给民营经济披上的一道护身符，同时也是个私经济壮大后的一次资本联合，是市场经济的水到渠成和制造业飞跃。
至于具体操作，费孝通曾经将温州一名企业家朱明春作为典型来举例。
在1984年之前，朱明春的企业就已经走向联合。他组织了86户专业户自愿投资入股，每股1000元，建立禽蛋产销联合公司。由此，过去分散在各户的资金、劳力、场地、设备、技术等生产要素集聚组合起来，取得了比单门独户的家庭企业更好的效益。联合后的当年，这个公司就向市场提供了35万只肉鸡，占温州市区肉鸡供应量的40%，鸡蛋供应量占10%。
同时，农民在工业领域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也走向了联合。比如当时瓯海区永兴镇有十几个农民，大多办过几年搞印刷的家庭企业。他们都觉得，老是一家一户闹腾不是长远之计。
1985年，他们开始联合起来，集资创办一家上水平的企业，生产软包装材料，先是每个一股，每股5000元，后来每股增加到15000元。他们购置了一条具备国内先进水平的自动生产线，产品质量超过了国内同行。两年时间，产值达到了305万。在万元户还算超级富豪的时代，几个农民闹腾出的这305万的产值，足以震动一隅了。
另外一种联合是个体私营企业与集体性质的经济体。这些企业多是在当地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的支持下创办，双方合作，税后利润里有一定比例留存集体或者国营经济体作为公共积累基金。
比如温州某民政工业公司就下辖了十几家工贸企业，这批企业实际上和这家民政工业公司是一种组织挂靠关系，企业主们相当于避开“私”字头的政治或者政策风险，同时，也可以相对节约一部分税费。
以上几类企业，在当时自然是一种新生事物，甚至说难听点，是计划经济体制里的“怪物”，既不是规范的现代股份制，也不是传统的合作制，而是兼有股份制和合作制特征的新的经济组织形式，所以被温州人定名为股份合作企业。
这类非马非驴的经济体出现，如果地方政府不及时扶持，也就没有后来的温州模式了。但政府的服务马上跟了上来，通过制定政策给予引导和支持，使温州的股份合作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温州模式焕发出多赢的正向能量。
这种创新模式很快在全市范围内被复制、推广。温州有些县没有国营企业，大集体企业也不多，政府鼓励支持股份合作企业的大发展也更显得顺理成章了。
1987年11月，温州市政府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对股份合作企业的性质、财产归属、收益分配、信贷税收、企业自主权、劳动制度以及入股、退股、开业、歇业等都作了初步规定。
在以后的数年里，温州市又细致地先后制定出5份政策性文件，引导温州的股份合作企业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得以健康成长。
到1993年年底，温州市的股份合作企业已有36887家，占全市企业总数的80%。其中股份合作工业企业24000多家，工业产值达199亿元，占全市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的85%，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7%，上交税收8.8亿元，占全市财政收入的49%。
然而，在此期间，温州发展无不裹挟着内部与外部的各种争议，所幸各级决策者始终保持着明辨智慧，而多级执政者的一线调研，更加清晰了温州模式之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价值所在。
在1986年、1994年和1998年，连续当选多届人大副委员长的费孝通多次造访温州，并三次撰写文章，对其发展模式做总结，使得温州商道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并获得多方肯定。“依我的理解，温州当时的商品经济可以看成是从传统中生长出来的市场经济初期形式。1985年全年净收入在5000元上的农户已经超过40万户，总户数的三分之一。”马津龙回忆。温州模式开始与苏南模式齐名，举世瞩目，被中外传扬，马津龙是主讲者之一。
“抬会”危机：民间资本的结义与痛苦所有的改革与突破都会伴随着刺痛，温州模式亦然。先富起来的温州人，也经历过资本狂欢、结义、崩盘、重塑的轮回。
现在的人们或许已经不记得那个时段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那场抬会危机，和那个38岁就被判处死刑的乐清抬会会主郑乐芬。
温州民间资本一个显著的传统特色就是喜欢“结义”。通常的方式是，比如甲乙丙丁等10个关系比较融洽的亲朋好友成立一个互助基金会，俗称“呈会”。假设呈会成员每个人出1万元，那么10个人即10万元。10万元在10个人中轮流存储，轮存者给其他成员支付利息，拥有资金使用权。正常的呈会，一般每月约定利息为1%上下。
这种呈会方式的创意，有人认为是来自温州地方风俗婚丧嫁娶的人情，初始只是为了亲朋好友红白喜事开支的互助，人情后送者一般要高出前送者的额度。
但随着温州民营企业出现，这种形式开始成为一些关系密切的企业主圈的融资方式。毕竟，个私老板、小微企业主们经营需要的资金，没有抵押物，几乎不可能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融资。这种呈会模式，七八十年代一度成了孵化与滋养温州模式发展的活水。
后期出现的抬会、平会等等，是温州传统呈会形式的变异。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快速致富散发出的荷尔蒙在温州街头随处可见。满街奔跑的摩托车基本是清一色的日产“铃木王”、“本田王”和“太空”。绿世界、霹雳宫等等为名的歌舞厅随处可见，街头姗姗而来的俄罗斯、东北的长腿美女们，艳丽的妆容以及前卫而性感的着装，激发出的小城时尚风潮，并不亚于当时的港台。在温州市区来福门鞋城的一家舞厅里，一老板竟然以9999元的高价点歌，一时传得家喻户晓。
财富的快速积累超出了产业提升速度，无路可去的民间资本于是缔结出怪胎。这种怪胎的借贷不再局限于小圈子里，而是面对公众存贷。借款月利率也不仅仅是1%了，高达6%、12%、40%，甚至120%的荒唐高利都有出现过。试问，什么样的获利能支撑如此高的资金使用成本呢？但被金钱冲昏了头脑的人总如飞蛾扑火般前赴后继。
这些会也开始小会套大会，成了层层嵌套的怪胎。
1979年，乐清黄花27岁的南碎倩开始组织呈会，开始是50元会、100元会。随着乐清个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办厂、跑运输、做生意，南碎倩借钱的人越来越多。
1981年，南碎倩掌控的单万元会就有64个，会员达2000多人。1984年2月，南碎倩大小会嵌套的“金字塔”倒了，一些会圈里的人，为此喝农药、投河、精神失常者不下10人。
乐清毕竟是温州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随着当地的民间资本累积，抬会发展得愈发凶猛。根据一名办案人员的回忆，当时就用尺子量一下，或拿秤称，都是几十万元入会，数额差点没关系。钱都堆在地上。
其实不仅在乐清，当时，温州永嘉、瑞安、平阳等地，一些民营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共有大大小小的抬会1346个，从1985年到1987年初，温州30万人卷入其中，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
1987年冬天，失去理智、极度病态的抬会体系，发生集体性的雪崩。成千上万的讨债者疯了似地冲向会主的家，一幕幕不堪目睹的悲剧上演了。在短短3个月里，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负债累累，倾家荡产。
在当政者眼里，抬会，到了不得不治的地步。
在这些抬会中，郑乐芬所主持的抬会规模为中等。抬会的链条在1986年春出现崩盘迹象，3月23日，郑乐芬夫妻潜逃，4月30日，郑乐芬的丈夫在上海投案自首，7月16日，郑在江苏被公安机关捕获。1991年，郑乐芬被以投机倒把罪执行枪决。
虽然温州模式依然饱受争议、多次陷入困境，日渐丰厚的民间资本也是幺蛾子不断，但都一次次突围成功，而且遇到困难越大，往往提升得越强。
从袁芳烈到刘锡荣、钱兴中、李强、陈德荣、陈一新等等，历届主政者，几乎都秉持着这样一个观点：可以说，温州模式一直是“在外部争议中前进、在内部争论中发展”。
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世纪末年，温州制造业发展进入到一个气势磅礴的阶段，除了中国低压电器三巨头——正泰、天正、德力西外，一批服饰、鞋业、打火机等等品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至今都伫立在中国品牌潮头。
创业英雄榜如下：
郑秀康，1985年，国家允许个体户办厂的文件上午传达，下午他就去注册了鸿盛皮鞋厂，并注册了鸿盛商标，鸿盛皮鞋很快进入了杭州、上海等大城市。他创设的康奈商标，成了中国驰名商标；
钱金波，从1987年开始做生意，1995年创办了红蜻蜓（603116）；
王振滔，1988年逆境起家，创办了奥康集团的前身“永嘉奥林鞋厂”，1995年，奥康集团成立，奥康国际（603601）鞋王品牌开始出山；
邱光和，1996年12月创立了森马服饰（002563）；
吴志泽，1996年创设了报喜鸟（002154）……
温州模式也令这个区域呈现创业吸虹效应。比如在这个模式上创设的美邦服饰（002269），创始人周成建虽然并非温州本地人，但他怀揣9000元，来到温州创业，1995年在此创设了中国知名休闲类品牌美特斯邦威。
温州模式在产业领域，以制造、商贸、代工起家，在温州区域内，工贸原料供应领域也有民营企业在低调的发芽生长，多个产业开始形成立体化、多层次相互连接的生态化构建。
比如华峰氨纶（002064）创始人尤小平，1996年创设温州华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其主营的聚氨脂业务，系列产品“聚氨酯鞋底原液”与温州的皮鞋产业群配套，替代了进口产品，使其掘到了第一桶制造业的金。1996年，他筹资2000万打造一条年产3000吨的聚氨酯鞋底原液生产线，当年即产值过亿。1997年温州制革业迅速崛起，尤又投资2000万元生产聚氨酯革用树脂。2006年成功冲上资本市场，成了温州民营企业首家上市公司。
王均瑶（已逝）、王均金、王均豪兄弟1991年承包开通了长沙至温州的包机航线，开创了中国民营包机的先例，以“胆大包天”名闻天下。发展至今，均瑶集团旗下拥有了三家A股上市企业，业务涉航海、金融、教育服务、科技创新等五大板块。
以上十年布局可知，温商资本日渐积淀后，一方面在全球市场、产业方面冲出了中国的发展速度以及市场穿透力，另一方面，伴随着资本热钱化，同时散发出令市场魅惑的魔力。
至2000年中期，根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测算，当时温州的民间资本起码在8000亿以上。而且，这些资本开始在房地产、煤炭等领域布局。在上海楼市升值通道还没真正启动之际，温州人与台湾人两路资本就开始进驻上海，当他们用编织袋装着的现金扫楼的时候，温州炒房团开始名震境内外。
国内棉花、煤炭等领域价格大起大落之际，炒作者的指向往往就是温州游资，温州民间资本也一度成了快进快出的热钱标识。
温州商道轮回：资本与创业者再次碰撞此时，在温州当地资本剥离产业迹象开始明显，一场危机已经在酝酿、潜伏。民间依然还是抬会形式的结义与反噬。
2000年以后的这个时段，比较有名的民间抬会组织代表人物应属高秋荷。2006年开始，她组织高利息的50万元、100万元会，先收来会款，再以月息15%出借。到2006年11月份，借给几名会员的大额现金或帮会员垫付的会款、利息都收不回来，资金周转紧张。于是，她就向社会上借，放在会上运转。2006年11月开始“倒会”，2007年8月彻底“崩会”。
2007年11月20日，乐清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拘传高秋荷。据查证，高秋荷虚构自己经营房地产、担保公司等事实，向他人高息借款后再高息转借给会员，牟取暴利或用于维持“经济互助会”的运转，高秋荷将款项用于参与他人非法组织的“经济互助会”、购置多处房地产及个人挥霍等，致使共计1.16亿元巨额资金无法归还115人。
2009年3月20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乐清“女会主”高秋荷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实际上，在这个时段，庞大的温州民间资本一旦出现负面，其反噬力以及对正规金融机构的冲击力，在2010年这场民间借贷危机中可以明显呈现出来了。
温州模式，民营企业是主体，区域内企业大了开始走向世界，而区域内的小、散应该是常态。正规金融机构对小微融资支持的惯例是抵押贷款，温州区域内的各路银行机构为了分散风险，那时段往往会搭桥担保公司，并要求企业互保联保，一家企业发生危机，就对互保企业施行压贷、抽贷。
一些运行良好的企业，也往往一夜之间祸从天降。2012年，拥有90多家子公司、以服装制造发家的庄吉集团，因银行连续抽贷和船东弃船原因，深深陷入了资金困局泥潭；而为之提供担保的众多民营企业担保总金额逾300亿元，亦受此牵连，遭到银行断贷威胁。
当年的一个数字说，温州有98%的企业存在互保，而一旦互保圈危机爆发，肯定就是一轮企业破产倒闭潮。
温州区域内做制造业，或许有基因上的先天不足：空间、基础相对低端，温州老板的资金，也较少投入到制造业的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中去。但是，这些资金实际上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也是出于民间资本正向疏导的政策意图，这场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后，2012年11月23日，温州市召开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温州金改细则。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项是，金改计划的第四条：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制订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然而，温州金改试验已经施行5年多，声势渐息。
这一时段比较明显的变化是，一部分人开始脱离了制造业，从事不良资产处置、私募投资等等金融领域的群体逐渐庞大起来。这些资本向新零售、区块链、科创型企业等集中，同时，在这两年，温州人资本在制造业上又有趋暖的迹象。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温州商人邱学凡等人的资本，与八大王之一的温州“合同大王”李方平的医疗科创交融的故事。
李方平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从事低压电器经销，被称为温州“合同大王”；1990年定居加拿大，1996年回国创建浙江嘉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杭州庆春路嘉德广场等项目。2006年，李方平收购多项人工耳蜗专利，组成研发团队，并先后创建美国诺尔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门研究生产人工耳蜗。
各类温商会、温州人大会是温州商人们重新相逢的平台。2017年，深圳温商峰会期间，做资本投资的邱学凡结识了李方平。15分钟以内，邱学凡决定投资李方平父子创设的诺尔康公司。当时邱学凡进驻之际，诺尔康估值不到20亿，而一年不到，目前已经超过30亿。
温商资本又开始了一轮一生二、二生三、生生不息的轮回，资本或再次与温州创业者新旧交替。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文献为温州市委汇编的党史丛书《温州市场》，以及张国谦等人所著的内部刊物《乐清湾金融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