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国中将回忆：比西路军和抗美援朝苦多了
2025-01-08 11:00
发布于：天津市
1947年8月27日，刘邓大军全部渡过淮河，进入了大别山。
大别山雄峙于鄂豫皖三省边界，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000米，是淮河与长江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南方北方的分界线。
大别山风景很美，但并不是一个特别富庶的地方，物产也并不丰富，人口也并不如北方平原那么密集。
后人在讲到大别山时，大多数人都认为“物产较华北富足”。这并不是很准确。
大别山南部靠近长江沿岸的地方可能比华北有些地方富足，但解放军主要活动在中部山区，这里不但称不上“富足”，而且是极为困苦。
第二纵司令员陈再道也曾经回忆说：“部队没饭吃，最让人头疼。”
由此可见，大别山实际上并不适合庞大的军队在这里活动，时间长了，粮食和兵源都会成为问题。
但它的位置在军事上，又太重要了。
刘邓大军如能控制大别山，则东可震撼国民党统治心脏南京、上海，西可威胁华中重镇武汉。
北可逼迫郑州、洛阳，南可截断长江，觊觎江南蒋介石的基本统治区。
国民党军如继续控制大别山，北可屏障长江防线，堵住解放军渡江南进；东西可策应支援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
正是由于大别山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价值，因此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就连侵华的日本军队都从来没有忽视这个地方。
自1927年至今，在20余年的时间里，大别山一直处在战争的旋涡中，战火从来没有停息过。
就是一个本来富庶的地方，也已经被20年的战争折腾得差不多了，何况大别山区本来就不是一个富庶的地方。
刘邓大军深入敌区千里，在这样一个穷困的地区进行无后方作战，将会不可避免地遇到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
毛泽东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对跃进大别山的前途，曾作过三种估计：
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
他要刘邓从最坏处着想，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
刘邓首长立即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心乘敌追堵部队被甩在淮河以北，大别山区相对比较空虚的时机，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
但问题接着就来了，大别山给了刘邓大军一个下马威。
一、水土不服
许多战士都是北方人，到了大别山，地形、地貌、气候、人情、风俗都变了，刚开始都不习惯。
山上蚊子多，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虫，战士们往那一坐，脸上、脖子里到处都是，叮得人浑身难受。
有些同志就开玩笑说：“三个蚊子能炒盘菜。”
最受不了的就是吃饭。
北方人是吃面食、小米、山药蛋的，大米在民国时期的北方，只有富人才吃。
战士们听说到大别山能吃大米，都还挺高兴的。
谁知道真吃上了大米，结果却是“盼大米，想大米，吃了大米光拉稀”。
不少人吃了4碗大米干饭，走不到半夜肚子就空了，身上出虚汗，浑身发软，走不动。
几天下来，一个个膀大腰圆的北方大汉就蔦了，脸色蜡黄蜡黄的。
这还是有吃的时候，后来没吃的了，就出去借粮，大米找不到，都是些稻谷。
北方人也不懂，就是懂了也来不及，要赶着行军。
来不及把稻壳去掉，一袋子稻谷倒在大锅里，怎么煮也煮不烂，做得半生不熟的。
时间太紧，战士们盛了就吃，稻壳刺得嗓子疼。
有的食道都被划破了，可又不能饿着肚子行军，还得硬着头皮吃，一边吐着血一边吃着。
这还不算，吃了还拉肚子，不是十天半月地拉，是整月地拉拉，出来的大便也是红的，稻壳还在。
在大别山时间长了，中野也有经验了，看看老百姓是怎样舂米的，学学人家，这才慢慢好些。
六纵参谋长姚继鸣是个知识分子，看地图、打仗很厉害，字也写得好，会编顺口溜。
他编的顺口溜不但在六纵广为流传，其他纵队也几乎人人所知。
其中有两句：“吃大米，铺稻草，一不小心就摔倒”，“大路不能行车马，小路不到一尺半”流传最广，说的就是大别山的路。
提起大别山的路，当年参加过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老人们都摇头。
国民党军九江指挥部编写的《大别山区兵要简志》中也曾记载：
大别山地区，“山脉重叠、绵亘，多属丛林，茨蔓杂生，故名阴蔽地，部队通讯与运动均困难”；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初，不少纵队首长看地图，发现大别山中也有公路，就把一些重炮也带上了。
到了大別山一看，都傻了眼，这里到处是高山峻岭、羊肠小道，好不容易才能见到一块平地，也都是稻田。
所谓的道路，也就是稻田埂，别说是炮，就像一些马和骡子都走不了。
当时一个纵队直属辎重营，有六百辆运送弹药的两轮车，用骡子拉的。
可大别山地区河多桥多，桥都是用石板搭的，车子从石桥上过时，一下子就卡在石板中间了。一辆车都得花上半天工夫才能开过去。
部队要行军，时间耗不起，只好把辎重车烧掉、炸掉了，动员排以上干部、党员背炮弹。
这也不行，部队天天行军，有时一夜要走上百里，又没吃的，谁能受得了？只好把炮弹又埋掉了。
不光山炮、野炮，就算是迫击炮也很重，带不走，只好挖个坑，上面盖上土，处理掉了。
大炮和迫击炮都没了，纵队炮兵营实际上只剩下一些日式掷弹筒，几乎都成步兵了。
走不动，不是还有马吗？可跑惯了华北平原的马到了大别山也“水土不服”了。
面对崎岖难行的石头山路，马是打一鞭跳两下，就是不走。
不得已，我军只好把驮马杀吃了，一来是没吃的，二来是行军不方便。
要杀马时，饲养员先给马磕个头，然后再洗一洗，看着就让人心酸。
车马炮全扔了，可还解决不了行军的问题。大别山那地方，秋天雨下个不停，整天都是阴雨绵绵，田埂上像抹了油。
战士们一步三滑，三步一跤，走着走着，哧溜一下，一个人不见了，再一看，掉到稻田里，浑身都是泥水。
没掉下去的，摔跤时是两腿劈开，骑在田埂上，大家说这叫“骑马跤”。
一个晚上行军下来，没有人不摔跤的，许多人的屁股都摔肿了。
路再难走，咬着牙都还能忍受下来，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没鞋穿。
到了大别山，几乎所有的战士脚上穿的布鞋都磨透了，没有袜子，就赤着脚行军。
大别山的老百姓又很穷，家里有双布鞋也舍不得穿，北方的战士就不习惯了。
他们不是没有打过赤脚，那是在北方的平原，脚下都是黄土地，也不觉得苦。
大别山的石头又很多，一天下来，脚板底下都是鲜血淋漓，路上都是鲜血点点，看着触目惊心。
六纵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政委杜义德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有天行军，他看着一个营从营长到战士，都清一色地赤着脚在行军。
他跑过去，怒气冲冲地问那个营长：“你们怎么不穿鞋？”
那个营长自己的双脚也是鲜血淋漓的，没好气地回了一句：“你让我到哪里搞鞋去？谁不知道穿鞋走路快！”
杜义德指着自己的脚冲着他说：“你看看这是什么？这不是鞋吗？”
那个营长低头一看，杜义德脚上裹着一层稻草，隐隐约约地还能看到一些布条。
杜义德说：“你懂吗？这叫草鞋！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在大别山再苦，能比长征还苦吗？”
那个营长有点为难：“战士们大都是北方人，不会打草鞋。”
杜义德说：“你们营没有南方的战士吗？他们不会吗？不行，我教你！”
那个营长忙讲：“有有有，我们自己打！”
刘邓大军从上到下，都开始打起了草鞋。
北方的战士没穿过草鞋，手里攥着一把稻草，却不知道怎么打。
好在每个部队都有少数南方的解放战士，手把手地教他们。打草鞋还要用绳子，有的就向老乡借。
可北方战士打草鞋不熟练，打好了上下不平，也不光滑，穿上后，脚的周围都被稻草茬子刺得鲜血淋淋，脚底磨出了一层层血泡。
部队停下来休息，脱草鞋时，鲜血已经凝固了，把草鞋粘在了脚上，一撕就是一层皮。
虽然是这样，但总比赤脚强。一到宿营地，除了做饭、吃饭，大家就是打草鞋，每个战士都打了10多双，用绳子穿起来，背在身上。
大别山的气候湿润，经常下雨，道路泥泞，草鞋也不经穿，战士们都叫它是“10里鞋”，实际上有的走不到两三里路就穿坏了。
许多人身上背了10多双做好的草鞋，到了晚上，一双也不剩。
除了这些，疾病又是对部队的一个严重威胁。
跃进大别山之前，刘邓大军只在打下汤阴后发过一次服装，后来一直没有发过。
大別山区，气候潮湿，再加上日夜行军作战，泥里爬，水里滚，露宿荒野，身上没有干的时候。
卫生条件也不好，一个月不到，浑身都是臭烘烘的。
几乎每个指战员身上都有了虱子，到处都有，皮虱、阴虱。
最厉害的是头皮上的，头皮痒得发麻，就使劲去搔，搔出血了，血痂就和头发粘在了一起，就像叫化子一样。
严重的时候头发都粘在了一起，一直到出大别山打襄樊时，许多战士还是这样。
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团长苟在合身上的虱子也成堆了。有一天宿营时，他身上痒得不行，把衣服脱下。
骑兵通信员屈海群接过来，升了一堆火，把背心一烤，虱子密密麻麻掉在火堆里，噼里啪啦地响。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得了可怕的疥疮。
疥疮传染性很强，一个连队一个人得上了，不到几天，几乎一个连队的指战员都会染上了。
特别是负责转战大别山打歼灭战的一纵，从司令员杨勇到饲养员，几乎人人都没能逃过疥疮的折磨。
这东西得用硫黄治，可大别山非常贫瘠，到哪里去搞硫黄？
只能用土办法，把手榴弹搞开，里面的炸药里有硫黄，一颗手榴弹能搞一两。
然后煮猪油放进硫黄里，战士们集合起来，找间屋子，把窗户关上，烧上一堆稻草。
战士们把衣服脱光，把疥疮挠破，出了血，烟火一熏，再往上抹猪油。
就这么搞了一两个月，基本上把疥疮灭掉了。但这也只能管一时半会儿，过不了多久，就又有人会染上。
除了疥疮，还有痢疾、疟疾。那时在大别山没有井水吃，战士们只好饮山沟和鱼塘里的水，这样非常不卫生。
加上部队长途跋涉，过分疲劳，而且天气炎热潮湿，大家又没有蚊帐，拉痢疾、患疟疾的人很多。
刘邓大军卫生部门虽然从解放区带来了不少药品，但架不住生病的人太多了，药源仍严重不足。
原野司政治部保卫科长张之轩一直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在1947年10月6日这一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9月份减员很大，病号普遍，占三分之一，多至一半。
这个数字是惊人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的艰难处境。
有时部队减员太多，人少枪多带不上，就把多余的武器砸掉。许多老人讲，有些枪是很好的，可惜得很。
二、筹粮艰难
气候和环境只是解放军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比较容易解决的一个，全军的吃饭问题才是最难的。
其实这在解放区是不成问题的，送军粮、送布鞋，是地方的两件头等大事，每个战士平常身上一般都能带有4双布鞋。
但到了大别山，无后方作战，别说布鞋，就是迫在眉睫的吃饭问题都不好解决。
刘邓向中央请示后，决定向大别山老乡借粮借款。
大别山老乡本来就穷，解放军要征粮，国民党军33个旅在大别山也要吃饭。
特别是那些杂牌部队，纪律本来不严，看见什么就吃什么，从一个村庄过一趟，整个村的鸡鸭猪鹅就都遭殃了。
就那么一点粮食，国共双方的军队拉来拉去，都得靠他们供应，大别山的老乡们受不了。
比如说有户人家有100斤粮食，过来一个部队，征走了50斤，下一拔部队来了再征25斤，下一拔再征一半，也就只剩12.5斤了，有些村子实际上要征三四次。
老乡们比喻说，这就像是耙田，横一道过来，竖一道过去，地面上还剩下多少可以入口的东西呢？
老乡自己也要吃饭，所以，即使有点粮食，也只够养家糊口，说什么也不卖。
那时征粮，真像是叫花子在讨饭。参加征粮队的一般是马夫、炊事员、司务长，这些人年纪大，像马夫，都50多岁了。
他们也是农民种地出身的，知道种地不容易，比战斗部队的年轻小伙子有耐性，向老乡借粮就讲：
“我们是当年的红军回来了，是穷人的队伍，现在我们没吃的了，来筹粮，你们给一点吧。”
老乡就给你诉苦：“长官啊，你步步高升，行行好，我老婆死得早，底下一个小孩，没得一斗粮，可怜可怜吧！”
到哪家都是这样。
这些马夫、炊事员就缠着老乡说好话，老乡还是不肯给，他们急了，就给老乡跪下磕头，哭着求老乡给一点。
老乡本质也不坏，就是铁石心肠，也会给一点的。给了我军就打借条，让老乡保存好，将来一定还他们。
有些老乡怕敌人发现，就把借条塞进墙缝里。直到21世纪，大别山有拆老房子的，还有发现借条的。
当时，各个部队的供给部门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供给部要搞好部队武器弹药供应、解决部队衣食住行，而且还要处理好大批伤员，这在晋冀鲁豫地区作战时，本来问题也不大。
但部队一到大别山，在各个纵队供给部工作的同志就感到头疼。
显然，远离后方，粮食全靠自筹，完全依靠供给部显然是不可能的。
每个部队都只好成立筹粮队，由政治机关、供给部门和连队抽调人员组成，带一个班或一个排的兵力筹粮。
为了搞到粮食，胆子大的筹粮队冒着被蒋军合围的风险，不惜停下来打仗，找地主武装“小保队”要。
他们事先了解好路线，侦察清楚“小保队”的老窝，然后让老乡向“小保队”谎报军情，说哪哪有落单的共党干部。
等“小保队”一走，筹粮队对据点来个突然袭击，一开始也确实缴获了大批粮食和其他物资。
不过后来小保队也精了，据点一般不留多少粮食，有时一见解放军打过来立马烧掉，使我军缴获的粮食越来越少。
不少部队只能一天吃两顿饭，上午八点钟左右吃一顿，下午四五点再吃一顿。
有些部队一整天没吃饭，也是常事。个别部队运气好，偶尔还能搞点菜，但是没有油。
三纵九旅二十七团直属机枪连几个月没沾过油腥，战士们馋得不行。
司务长也很难过，搞了半天，从老乡家里找出了半桶桐油。
北方人也不知道这是桐油，就用来炒菜了，吃着也挺香。
战士们都夸司务长，司务长看着战士们吃得香喷喷的，心里也乐开了花。
谁知吃了不到一个小时，全连开始上吐下泻，浑身无力，连机枪都抬不动了。
偏偏上级来了命令，让二十七团去打县城。机枪连的战士咬着牙把机枪架起来了。
战士们一边呕吐得鼻涕眼泪一大把，一连架着机枪扫射，硬是把县城打下来了。
那些经历过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又在以后的抗美援朝中出生入死的刘邓大军的老红军们，晚年提起大别山，都摇头。
他们觉得，生活最苦，风险最大，锻炼最多的就是在大别山，意志坚强不坚强，思想信念坚定不坚定，大别山是一个最大的考验。
在这艰苦的斗争中，有人开始动摇了。
开小差逃跑的主要集中在鲁西南战役俘虏来的解放战士。
这些战士大部分是南方人，再加上千里跃进大别山，时间仓促，没有经过诉苦教育。
一些人受不了这个苦，想方设法地开小差跑了。
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二营机枪连，一夜就跑了17个解放战士，人跑得太多，连重机枪都没办法抬了。
从北方老区南下的老兵跑的倒是不多，因为大别山地区地主还乡团和小保队非常残忍，一听口音不对直接砍头示众。
自然条件的艰苦和恶劣，虽然使少数人动摇了，但大多数的指战员还都是咬着牙忍受了。
三、建根据地无群众基础
说到底，第一和第二个问题，根子上还是根据地没建起来，为什么呢？
从1938年开始，桂系部队在大别山苦心经营，建立了完善的保甲联防、“五家连坐”和特务组织，民团、小保队（地主武装及土匪）基本成熟。
在大别山，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地形，桂系部队都要比刘邓大军熟。所以，这就为解放军发动群众增加了很大的困难。
在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后，蒋介石又专门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所，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坐镇指挥。
国民党投入33个旅“扫荡”大别山，再加上大别山外围兵力，总计90余个旅。
国民党军首先以正规军进行分进合击和“铁桶合围”，相继占领了各县城，接着实行重点驻守各分区“清剿”。
地主封建势力纷纷成立土顽武装，几乎每个乡都建立了乡保队。
敌人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实行了一系列反动政治措施，恢复联保制度。
又规定群众在我部队、干部所到之处，必须举火或鸣锣报警，报告我活动消息；
还颁布极其反动的“十杀”条令，对所谓“通匪”“窝匪”“知情不报”等等，均格杀勿论；
国民党保密局调大批特务进入大别山，恢复和发展特务组织，对群众严加控制，大肆捕杀我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
在敌人高压政策压迫下，群众不但怕国民党，也怕共产党，因为一和共产党接触，就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另一方面，大别山区的老乡们也确实是给敌人杀惨了，杀怕了。
1947年8月27日，也就是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的第一天，邓小平起草了《创建巩固大别山根据地》的重要指示。
他在《指示》中要求各纵队：
“应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大回家，我们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胜利。”
邓小平在这个指示中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人民军队曾经先后四次进出大别山。
第一次是在1932年时，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西征至四川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
第二次是1934年10月，徐海东、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长征到达陕北；
第三次是1938年冬，高敬亭率新四军第四支队从这里东进抗日；
第四次是1946年6月，李先念、郑位三率中原军区主力由大别山区向西突围而去。
人民军队每次撤出大别山，大别山根据地就要遭到国民党的疯狂破坏，人民群众就要受到国民党的残酷压迫。
国民党烧光杀光，大别山的茅草过火，石头过刀，有些甚至被满门抄斩。
就在前一年，新四军五师中原突围后，国民党地主武装就回来血洗大别山。
在大别山袁河乡，还乡团一次就用大石碾活活碾死4个红军家属，用烧红的铁锹烙死30多个共产党员。
并且还到处扬言：“共产党来了，你们有红三天；等共产党走了也有我的黑三天！”
当解放军给群众做工作，讲到打倒地主、分配土地时，有群众就说：
“这话我听了20年了，红军、新四军、八路军各个都这样讲。”
有的还说：“你们有个四进四出，没有一次不是搞到箩里精光（罗山、礼山、经扶、光山），最后还要到剥皮（陂皮河）才走的。鬼才相信你们旱鸭子（北方人）不走。”
当地老百姓还有首民谣：“红军走了蒋军到，怀里揣了三把刀，头把刀子要粮食，二把刀子要钞票，三把刀子要姑娘。”
刘邓大军能否克服无后方作战的种种困难，迅速打开局面，站稳脚跟，关系到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能否成功。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发动群众，取得群众的支持。这是一项比打仗更为艰难的工作。
六纵十六旅和野司一起活动，一进大别山就感受到了老乡的顾虑。
有天行军，他们路过一个村庄，狗一叫，全村便立刻鸡飞狗跳，混杂着女人们的低喊、孩子的哭泣，一会儿就消失在四周的竹林、苇丛和山沟里。
不到一刻钟，村里竟然没有一个人了。
十六旅的战士还感到很奇怪，自己穿的又不是国民党军的衣服，老乡怎么像着魔似的四散奔逃呢？
到了晚上，他们有了经验，弯着腰，蹑手蹑脚地前进，等到狗叫起来，他们已经从四面八方涌进村里。
村里立刻就乱了，男人们还是飞快地跑岀来，流星似的一闪，便投进茫茫夜色中。
女人们像一群被追赶着的老母鸡，连跑带爬地朝着男人的背影急赶。
好几个比较年轻的母亲，毫不犹豫地把怀里的小孩扔在了门边，没命地奔逃，村外不时地传来“扑通”“扑通”的跳水声。
旅长尤太忠明白了：这是老乡怕我们啊！他也是从大别山出来的，知道老乡们遭的罪。他沉重地对战士们讲：
“大家都看见了吧，老乡在夜里看不清我们是啥队伍，所以都吓跑了！今天晚上谁也不准住在老乡家里，只准在外面睡稻草！”
刘邓首长刚到大别山，也不得不面对这样尴尬的情景。
部队到了宿营地，分给刘邓休息的是一间黑洞洞的窄小的房子。
这家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婆正煮稀饭。她自动盛了小半碗端给刘司令员，说：
“喝口稀的吧！看，眼窝都塌下去了。唉！这大年纪还当兵！”
刘司令员十分感动，一面接过那半碗稀饭，一面说：“老大娘，我们是当年的红军，现在又回来了。”
老太太低着头叹了一口气说：“这次回来，就不要再走了啊！”
原六纵政委杜义德是一个硬汉，不轻易动情，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起千里跃进大别山，眼泪不住地流：
“我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转战过河西走廊，在朝鲜挨过美军炮弹炸，什么苦都吃过。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就是苦出来的。”
“可到了大别山，那日子比长征和西路军打仗还苦，以后抗美援朝也比不上，要苦多了！”
四、解决之法
刘邓对部队面临的困难洞若观火，他们采取了三条紧急措施应对。
首先就是让部队展开大规模的打土豪运动，算是解决了三个问题：
一是吃饭问题，把地主的粮仓一开，部队带走一部分，剩下的分给老百姓；
二是衣服问题，分地主的浮财，把布匹拿回来，自己动手做衣服，准备过冬；
三是经济问题，向地主要钢洋，要金子、银子。
但打土豪也不容易。大别山的地主土豪，和平原上的地主不一样。
平原上土地肥沃，人口集中，一个大地主甚至拥有10多里范围的土地，整个村庄的农民都是他的佃户。
但大别山的村庄很零散，一个村庄甚至只有两三户人家。这些村庄中的土豪“油水”很少。
除了打土豪来筹粮，刘邓还允许部队向商人借款。
一开始野司是禁止向商人筹款的，因为担心有损解放军形象。
最先打破禁令向商人借款的是中野二纵。
二纵攻占宋埠后，司令员陈再道亲自上门做商会会长的工作，成功筹到了4亿旧币的粮食和物资，算是解决了燃眉之急。
十七旅作战科科长梅琪没有能在打土豪中搞到粮食，为了部队生存，他就想学习二纵，向商人借款。
解放浠水后，梅琪带一个侦察排去找浠水县商会会长。
开始会长还不给，说是兵荒马乱的，生意不好做，没赚到什么钱。
梅琪就给他讲道理：“我们八路军是保护你们商人的权益的，你们解决八路军的困难也是应该的。”
当时梅琪也很着急，他只带一个侦察排，国民党部队驻在附近的是整四十师，离他们正好也有40里左右。
这个商会会长态度也蛮好，请梅琪吃饭。吃过饭，会长说是找商人们商量一下，梅琪怕他跑了，让几个战士跟着他。
但一直到晚上，商会会长也没拿来钱，看来会长是想拖延时间，让解放军知难而退。
这个地方解放军又不能久待，梅琪把商会会长叫来，让他先和部队一起走，什么时间商人们把钱拿来了，什么时间放人。
刚开始梅琪提出要8个亿旧币，相当于现在的八万元左右。
商会会长苦着脸，跟梅琪讨价还价：八路兄弟，这兵荒马乱的，我们做生意都是亏本的，少借点吧。
他还说：“你们有个部队在宋埠才要了4个亿，宋埠比我们还富。”他说的就是二纵。
梅琪不想和他啰唆：“你有多少就给多少吧。”就带着会长先走了。
到了旅部没几天，浠水商会果然把钱送来了：
有法币、银圆、金子、银子，还交了够一个团用的布匹、棉花，市值约有2亿多元。
梅琪给会长打了个欠条，然后把他放了。
旅政委何柱成得知此事，把梅琪叫去了，骂了他一顿，批评他违反了政策。
梅琪说：“听说二纵在宋埠就筹款了。”
何柱成说：“二纵违反政策了，咱们不能犯！”
梅琪反问：“没有吃没有穿，部队怎么能活下去，你说那怎么办？”
何柱成说：“要多做宣传鼓动工作，让他们支持！”
梅琪说：“那你去鼓动吧，等你筹到钱了，我立即把这些东西送回去。”
在大别山，敌强我弱，就连贫农都不敢明目张胆地支持解放军，何况商人了，鼓动工作根本行不通。
何柱成的口气软了：“你不要这样嘛，还是去给他做做工作吧，态度要好些，别抹黑解放军形象。”
梅琪又追上了商会会长，对他苦口婆心地说：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将来必然解放全国，现在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等到将来解放了，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一定会来还给你们的。”
解放后，梅琪担任军科院战史研究部研究员，有一次奉命到大别山老区搜集史料，恰好碰到了当年“被借钱”的商会会长。
商会会长见了他还万分感激：“多亏你们向我借款，解放后我被评为红色资本家，还当上了市政协委员。”
这是后话了，当时何柱成将此事上报给旅长李德生，之后逐级请示上报，刘邓首长这才取消了向商人筹款的禁令。
但刘邓大军的困境还是越来越艰难。
虽说有陈粟、陈谢两军东西策应，但刘邓大军毕竟身悬最南端，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敌人源源不断地向大别山扑来。
初进大别山的喜悦慢慢没有了，严酷的现实让一些指战员产生了想法，觉得大别山根本就不像个老根据地。
老乡不帮忙不说，还经常给部队出难题强烈的思乡想家情绪和对现实的失望情绪出现了。
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很多指战员的普遍感受，这对部队的影响很大。
个别部队出现了战斗意志衰退，一些能打的仗不打了、不该放跑的敌人却放跑了等等。
这些还是次要的，最严重的是，一些部队连人民军队的宗旨也置之脑后，出现了部分违纪现象:
对一支人民军队来说，这是一种比打了败仗还要危险的情况。
部队出现的违纪情况，让刘邓首长忧心如焚。
无论是哪种性质的军队，一个有理智的指挥官应该明白一旦纵兵殃民，部队的军纪败坏，战斗力也就无从谈起。
凡是一流部队，都视破坏纪律为军队之癌，一旦扩散，整个部队说垮就垮。作为一支人民军队，刘邓首长当然更不会坐视不管，任其发展。
1947年9月2日，刘邓在新县小姜湾召开整顿纪律大会，他们让野司保卫科科长张之轩带人到各个路口，只要有部队路过就拦下，带到这里听首长讲话。
在这次会议上，刘伯承痛心疾首地说：“部队纪律这么坏，如果不迅速纠正，我们肯定站不住脚！”
邓小平严肃地批评道：“部队纪律这样坏，是我们政治危机的开始，这是给自己挖坟墓！”
首长们在会议上宣布了三条：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
会议还规定，各个部队不准强迫老百姓当向导，不准向老百姓要东西，不准打骂群众！
会议结束后，刘邓首长让政治部立即派人到各个部队去传达。
野司保卫部科长张之轩赶到商城，遇到了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
团长唐明春还笑呵呵地问他：“老张，这次又有什么精神了？”
张之轩看了看部队旁边的几个向导，说：“赶紧整顿纪律，首长发脾气了，不准再带向导了！”
唐明春一听，忙让战士们把那几个向导放了。张之轩接着又向他传达了“三个枪毙”和“三个不准”。
刘邓对整顿部队纪律非常重视。
10月13日，野司到达黄冈总路嘴镇，镇上的老乡已经跑光了，空荡荡的镇子里，店铺关门，街上没有行人，冷冷清清。
邓小平站在路边，忽然看到一个解放军用步枪挑着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从一家店铺出来了。
邓小平脸色立即变了，他追了几步没追上，就对张之轩说：“你去调查一下，是怎么回事？他是什么人，这么大胆子！”
张之轩去调查了一下，他是野司警卫团四连副连长赵桂良，是个战斗英雄，劳动模范。
中午，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首长专门为这件事开会，最后决定，为了严肃军纪，下午召开公判大会，枪毙赵桂良。
张之轩一边通知部队，一边派人上山，动员群众下山参加公判大会。
张之轩奉命到禁闭室找赵桂良谈话，给他讲了野司的决定。赵桂良立即抱头痛哭了：
“我……我犯了纪律，杀我应当。可我死得太窝囊了，将来回到太行山了，见到了我们家里人，你们就说我是打仗死的……”
下午，群众下山参加公判大会，对赵桂良执行了死刑。
枪毙了赵桂良，震惊了当地老乡，他们很后悔地说：“这是真正的八路军，以后我们不要跑了。”
已年过六十的张之轩在离休后自费走遍大别山，又来到了总路嘴镇。当地上了年纪的群众还记得那次公判大会。
他们说起这事还很后悔：“当年我们要是不上山，大家都在家，也不会造成这个悲剧了。”
有的说：“要是当时知道部队纪律这么严，我们自己就先把粉条拿出来，也不会枪毙他了！”
刘邓大军整顿纪律的力度越来越大，许多违犯纪律的相继被处理。部队违法乱纪的现象越来越少。
李德生在他的《征程忆怀》里曾经讲道：
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十七旅有个班的战士，来到老乡家门口，叫不开门，全班就在屋檐下过夜。战士们浑身淋湿，冷得发抖，也不进屋。
有个机枪连，过新年住老乡家，为了尊重群众大年初一不泼水的风俗，全连一整天没洗脸。
原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一营一连战士郭荣廷当时只有十四岁，没有鞋穿，行军时只能赤着脚。几天工夫下来，脚上鲜血淋漓。
有一次部队在一个村庄外宿营，他偷偷地跑到村庄里，向老乡借了双布鞋。
第二天部队出发后，走了半里多路，他想想心里觉得不踏实，就给班长汇报了：“我给老乡要了双旧鞋。”
班长就问他∶“你给老乡什么东西没有?”他说没有。班长忙给指导员汇报了一下，指导员立即让班长带上郭荣廷回去，把鞋子还给老乡，并给老乡道歉。
班长也不忍心郭荣廷赤着脚行军、他把郭荣廷带回到村庄后，和老乡商量了一下，征得老乡的同意，他把自己身上的衬衣脱了下来，算是把这双鞋子换了过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