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宣传部长蒋军民回忆，广东河南商会成立之初，执行会长由河南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主任兼任，秘书长则由副主任兼任，办事处的会计也是商会会计。
-根据新政策，商会要淡化政府色彩，还原其民间组织本色。这一新规，让不少商会从制度掣肘中松绑。然而问题也来了：政府官员卸去实职，离开官方这棵“乘凉大树”的商会，独立的风险和成本有多大？
-现在由商会推荐的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是相对较少。随着民间组织发展的成熟，政府可在政协、人大等政治话语体系中，给商会等民间组织留出更多的空间。
河南省人民政府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方思文，将广东省河南商会执行会长一职交到新联盟集团董事长李立新的手中。
这一低调的交接之间，高调地勾勒出商会褪去官方外衣、还原民间本色的大趋势。在此前后，在粤的湖北商会、湖南商会等商会组织的实职已纷纷易主，不再由驻粤的原籍官员兼任。
从1918年中国商会成为普设性的新式行业组织起，商会组织与政府资源的“暧昧”互动，就成为其永恒的主题。在广东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的当下，这样的追问，尤显其时代深意。
还原民间组织本色
商会的工作更多的是下沉到一线，联系会员，了解企业需求
有人将2006年称为“新豫商”崛起元年，分布在全国各省市区的河南商会纷纷成立，被寄予豫商群体复兴的厚望。在广东，“河南商会”在广州天河区耀中大厦17楼正式挂牌。
当时，在粤的河南籍人口突破千万，工作、创业人口超过100万，主要分布在珠三角，河南商会将920多家创办企业拉进商会——如今这个数字已经翻了两倍还不止。加入河南商会的这些企业，80%是中小企业，大部分从事第二产业。
广东河南商会宣传部长蒋军民介绍，商会会员的诉求最常见的是，在行业发展过程中受到制约、排挤、歧视，希望商会将情况反映给相关部门，并且提供给领导决策解决问题；寻求法律维权、寻找前瞻性资源、招商引资以及促成行业自律也是企业经常求助的问题。
然而，“到了2010年，河南商会遇到了信任危机。”蒋军民说，当时，越来越多的会员拖欠会费。“一开始大家都抢着交会费，可是那时候，工作人员打电话提醒会员交会费，得到的答复经常是‘我在外地’。”
这场四年之“痒”是猝然而至，还是“疾在腠理”多时？不久后推进的体制变革，恰好给出了答案。
蒋军民回忆，河南商会成立之初，执行会长由河南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主任兼任，秘书长则由副主任兼任，办事处的会计也是商会会计。
“相当于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广东河南商会副秘书长李娜认为，河南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是政府机构，有自己的主要工作，河南商会的工作更多的是要下沉到一线，联系会员，了解企业需求，这对办事处来说，很难兼顾到。
“政府部门习惯了‘官老爷’的身份，你让他兼做‘服务员’，这对习惯别人找上门的他们来说，肯定很难。”另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籍商会工作人员向记者举了个例子，商会召集会员开了个大会，商会领导在台上讲，会员在底下听，散会、吃饭、回家。“这是党政机关的作风和惯性，并不适合民间组织。会员难免嘀咕：‘为什么我交了会费，还要把你当爹’，积极性被严重挫伤。”
根据新政策，商会要淡化政府色彩，还原其民间组织本色。这一新规，让不少商会从制度掣肘中松绑。之后，商会由企业家领头，政府机关进行把关、监督。
然而问题也来了：政府官员卸去实职，离开官方这棵“乘凉大树”的商会，独立的风险和成本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