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于：天津市
原标题：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历30小时歼敌5000，占领上海，建立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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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自治运动与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
上海自治运动的酝酿始于1926年9月。当月3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首次讨论武装起义和市民自治问题。区委书记罗亦农提出，“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我们应提出“人民自治”口号，反对孙传芳的统治。会议决定加紧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各团体联合会的工作，建立广大的联合战线，“从虞洽卿一直【到】工人都去联合”。
此后，中共上海区委即通过汪寿华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虞洽卿等联系，相约在孙传芳江西败绩，不回顾之际，即发动工人罢工、商民罢市、学生罢课，树起自治旗帜，从而推翻孙传芳的统治。
由于孙传芳的主力已进军江西，驻防上海的只有步兵1000人，警察2000人和内河小军舰两艘。这就为上海自治运动和工人武装起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上海国民党当局和资产阶级头面人物虞洽卿等都支持中共上海区委的计划。北伐战争的胜利诱发了部分上海资产阶级分子和国民党负责人推翻孙传芳统治，获取政权的要求。虞洽卿自1923年起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1926年7月，总商会改选，亲近孙传芳的傅筱庵(宗耀)当选会长。虞洽卿的上海商埠市政会办被孙传芳取消，南北市保卫团也被解散。因此，虞洽卿极力联络共产党，表现左倾。
当时，上海国民党当局“主张由国民党取得政权”，国民党特务委员会军事特派员钮永建“要工人帮助他，听他的号令动作”，表示事成后，国民政府“当然保护工人”。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多次分析、研究有关情况，制定了《上海自治市的运动计划》。区委认为：在这个政权之下，达到三项希望：“工会组织事实上的存在；一般市民集会、结社、出版、罢工之相当自由；以及反抗租界帝国主义之根据地”。
10月16日，夏超宣布独立。17日，派人率保安队2000人，由杭州向上海进发。夏超的独立，加快了上海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夏超向上海进军的当日，上海区委临时主席团决定，提出“上海市民自治”、“上海市民武装自卫”、“组织上海市民自治政府”等口号。同日，国民党市党部发表宣言，呼吁召集市民会议，“实行市民自治”。
孙传芳不允许后门失火。18日，任第八师第十五旅旅长宋梅村为前敌总指挥，率部迎战夏超：任第七十六混成旅旅长李宝章为驻沪各军总指挥兼淞沪防守司令，率部进驻龙华、松江。22日，孙传芳部占领杭州，夏超独立失败。
夏超的失败使上海武装起义面临着极为不利的形势。但是仍决定起义。当日下午5时，下达动员令，约定以同情革命的一艘军舰开炮作起义的信号。
24日清晨三四点钟，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开始。但是，军舰却始终没有开炮。闸北区的工人队伍四五十人，因为没有听到炮声，自动解散。浦东区因消息泄露，起义尚未发动时，领导人陶静轩、江元青等六人即被捕。南市区约有三十多人袭击二区警署的一个派出所，但因其他地区的起义均已失败，区委立即通知他们“赶快停止行动”。
至于钮永建的队伍，在徐家汇整队向高昌庙进发时，被警署发觉，立即逃散。埋伏在南洋大学的队伍，也因被发觉而逃跑。
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之后，自治运动有过短暂的沉寂，但是，随着孙传芳在江西战场的失败，自治运动再度活跃起来。
二、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1927年1月上旬，北伐军制订出对长江下游的作战方针。东路军由赣东、闽北进入浙江，攻打沪、杭；中路军由长江两岸进攻皖南、皖西，而后会师南京。中共上海区委为配合北伐军，于2月16日开始，积极准备以工人为主体的第二次起义，健全和充实职工运动委员会、学生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等组织，以加强对工运和民众运动的领导。
17日，北伐军进逼杭州，守敌望风披靡，弃城而逃。捷报传来，上海人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租界当局和防守司令部加强戒备，从下午6时起实行戒严，节日期间民众燃放鞭炮也被禁止。
2月18日，上海总工会发布《为总同盟罢工的通告》宣布经代表大会决定，于19日起，举行总同盟罢工，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通告》宣称：
“此次总同盟罢工，全系政治性质，而非经济斗争，故在此次行动中，绝对不能有经济要求之提出，同时我们的目标是对付军阀，而非对付资本家，即希将此意通告全体工友为要。”
19日，下达总同盟罢工令，要求全市工人在“令到之时，即刻行动，须有秩序、有组织的听候总工会指挥，无复工命令不得复工”。同日，总工会又发布《总罢工宣言》，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军阀势力；建立保护人民利益的政府；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权利等17项最低限度的总要求。
据施英(赵世炎)记载：
“罢工实现后，仅仅在六小时以内，繁华富丽的上海，顿变为死气沉沉的区域。全市电车停驶，轮船不开，邮局闭门，繁盛的百货公司停止贸易，一切大的制造厂停止工作，工厂与作坊的汽笛回声唤不进一个工人入厂，只令马路上的巡捕与军警打起寒噤来。统治阶级由恐怖而愤怒了，于是屠杀的政策开始。”
这时的上海，一面是以工人为主力的广大市民，为争取民主自由，奋不顾身，流血牺牲在所不辞；一面是封建军阀疯狂挣扎，杀人如麻。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又一次在十里洋场展开了激烈的生死搏斗。
这次总同盟罢工并未由中共上海区委正式决定，而是上海总工会自行宣布的，也没有把这次罢工作为“暴动的开始”，因此，罢工开始以后，没有指明这就是“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行动，没有把这种思想在民众中做广大的宣传，甚至于工人群众都不知道这次罢工是什么意义”、有整整两天，手无寸铁的工人、学生在街头横遭屠杀。工人死伤达百余人。
屠杀激起了工人的愤怒。在罢工的第三天(21日)，工人区里的工人自发地同军警展开搏斗。也就在这一天，区委才决定“积极准备广大的群众的市民暴动”，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是罗亦农、赵世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周恩来也参加了暴动的领导工作。起义的时间约定为22日晚6时，由海军先开炮，浦东工人上船拿取枪械，然后攻打兵工厂正午12时，区委宣布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由汪寿华、罗亦农、钮永建、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等11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员四名，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强。
区委在发动罢工时，号召全市罢市，但遭到商界的拒绝。小商人害怕，大商人虞洽卿“一方面表示勇敢，一方面不满意”把他的名字列入革命委员会公布于报端。国民党党部也没有力量，至于三省联合会的那些知名人士这时已躲的躲，逃的逃，不见踪影。只有工人单枪匹马，孤军作战。然而，工人本身的组织与团结也不够，罢工后有许多工人回家去了，而敌人的力量却非常强大。总之，各种迹象表明，第二次武装起义不可能取得胜利。
23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立即停止暴动，由总工会下令复工。复工宣言明确地指出“现在的复工，非因退让而复工，是为准备更大的争斗而复工!”山雨欲来风满楼，1927年初的上海滩越来越骚动不安，“更大的争斗”即将呼啸而起。
三、起义的周密组织和计划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于下令复工，结束第二次起义的同时，决定“扩大武装组织，准备暴动”，“扩大并充实市民公会，并宣传市民政权”。尤其重要的是这次会议成立了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汪寿华)等八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也称特务委员会)，以周恩来为首的五人军事委员会和以尹宽为首的五人宣传委员会。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决心再接再厉，借助于北伐军进军上海的声势，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推翻军阀统治，建立市民政权。因此，第三次起义依然沿用了响应北伐军这一口号。
26日晚8时，陈独秀在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对第三次起义和市民自治运动提出了纲领性的意见。他说：现在“要集中口号工作”，“群众的夺取武装”和“群众的开代表大会”具有同等意义。
陈独秀认为：
“市民代表会议，要各地方各区域都成立，成为一种权力，上海市政府即建筑在许多小政府上面。”陈独秀还针对上次总同盟罢工开始后未迅速转入武装起义的缺点，指出应该“为夺取武装，为开代表大会而罢工”。一旦开始起义，“无论是警察的、兵士的【枪】，一支二支都夺取”。根据这些意见，特别委员会经过讨论，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3月7日，上海特别市市民公会召开各团体代表大会，制订市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市代会分市、区两级组织。无论市或区代表均须由各工厂、各手工业工会、各店员大会、各农会、各商店、各学校、各自由职业团体直接选出。“非职业团体，均不得选派代表”。市代表会议的职权为：议决特别市市制；选举市执行委员；议决市捐税、预算、决算等事项。
市执行委员选出常务委员，组织常务委员会，“总揽全市政务：执行市代表会议议决案，并分局办事”。区代表会议的职权为：选举区执行委员会，“议决本区一切应兴应革事件”。区执行委员会选出区常务委员，组织区常务委员会，处理全区事务。
大会首先议决：
“凡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工贼学阀、洋奴土贩以及曾效忠于帝国主义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均无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然后选出执行委员31人，其中共产党员11人。大会宣言称：本会“受国民政府之节制，建设民选市政府”。“本会之责任，即在执行全市市民之意旨，接收上海政权”。本会对于反革命分子必“为民除害，决不宽容”。在市代会召开前后，南市区、浦东区、沪东区等也相继召开了区代表会议。
市代会的成立，不啻是对现政权的否定。但市代会若成为真正的政权机关，就必须用暴力推翻旧政权，并有雄厚的武装作支柱。因此，在广泛宣传市代会的同时，上海区委还在夜以继日，或公开或秘密地准备武装起义。
建立上海总工会纠察委员会，统一领导纠察队的扩充和训练工作，教育队员明确起义的政治目的；
训练队员应具备的条件，如随机应变、坚守任务、态度镇静、动作敏捷等；掌握巷战技术，如怎样联络、冲锋、缴械；懂得各种武器的使用及效力等等。到第三次起义之前夕，纠察队员发展到约五千名。
秘密购置枪械弹药联络商界保卫团和帮会势力，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各区制定详细的巷战计划。
迅速地发展共产党员，壮大党的队伍。自1月10日到3月14日上海市共产党员从3075名猛增至4400名，改组国民党省、市党部，大力发展国民党员，壮大左派队伍。
千头万绪、繁重异常的起义准备工作，都是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分工领导下进行的。武装起义由特务会议指挥，紧急时，由罗亦农、周恩来、何松林、陈独秀指挥。20日晚，北伐军占领近郊龙华镇，奉令停止前进，期待直鲁军投降。
同日午夜十二时，上海总工会主席团召集特别紧急会议，一致决议于21日正午12时开始总罢工。各工会“因准备之长久，宣传之普遍，工友之觉悟”，在接到命令以后，于短暂的3小时内便实现了全市总同盟罢工，参加工人不下80万。各商店也同时休业。
工人罢工以后，立即拥向街头，租界里的工人迅速进入华界。武装工人在前，徒手工人随后，按既定的作战方案，勇猛地冲向各敌占据点。伟大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了!
四、起义的胜利及成立市政府
起义在7个区同时举行。
南市区：以法商电车公司和铁路工人为主，以救火会的钟声为信号，首先打下警察厅，再攻南火车站，然后集中力量攻打兵工厂，缴获了大批枪械弹药。
浦东区：各厂工人群起响应，先扑攻残害工人的第三警察署，然后扫除游巡队，收缴由前线溃败下来的鲁军枪械。
吴淞区：由铁路工人、铁工厂工人和纱厂工人围攻溃逃的毕庶澄败兵。
在沪东区、沪西区、闸北区，也都以工人的队伍为主，他们首先攻打的也是各区的警察署。
在巷战中，市民积极支援工人。或直接参加战斗，或主动借木板、砖头、布袋，与工人一起构筑街垒。小饼店店员做馒头供应工人。当天晚上，7个区的警察署都被工人拿下，俘获2000名警察。这时，只有闸北区的敌人尚在负隅顽抗。于是沪东、沪西工人纠察队纷纷向闸北集中，进行支援。
闸北区的敌人是正规军，武器配备齐全，有机枪、大炮、装甲车，还有一支精于作战技术的白俄雇佣军，伙同军阀部队固守北火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和天通庵车站三个据点。北火车站的南面是公共租界，由帝国主义军队把守，工人无法从正面进攻。附近的民房也被敌人烧毁，工人在进攻时没法得到掩护。这时，周恩来将总指挥部迁到闸北第五警察署的所在地，亲临火线指挥。他针对三个据点采用不同的战术。
对北火车站，暂取守势；对商务俱乐部，围而不打；先解决天通庵的敌人。22日下午4时，工人先后攻克天通庵和商务俱乐部，然后集中全力，猛攻火车站。到下午6时，终于拿下了火车站，约二千名鲁军逃入租界，后被缴械遣散。经过28小时的激烈巷战，上海工人全部占领华界地区，赢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川沙、南汇、奉贤三县的起义也同时取得胜利。
22日上午9时，当闸北巷战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第二次市民代表大会开会，“出席代表非常拥挤”，“到会团体千余，代表四千余人，公推王晓籁、汪寿华、林钧三人为主席团”。会上由临时执行委员会推举白崇禧、杨杏佛、虞洽卿、罗亦农、汪寿华等19人为市政府委员，组成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汪寿华在会上提议“请北伐军火速来沪，剿灭直鲁溃军”。
当日下午2时，上海市民召开欢迎北伐军大会，到会50万人，公推代表赴龙华，请白崇禧火速派出部队。白崇禧按兵不动，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自动请缨，但当薛岳部队到达闸北时，巷战已接近尾声。
上海市临时市政府在巷战中诞生，是上海工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因此在这个政权机关里不能不反映工人阶级的地位。十九名市政府委员中有九名是共产党员。它是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它的上层)的联合政权。
五、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影响
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及市政府的诞生，都是在北伐军兵临城下、直鲁军败北已成定局的形势下取得的。这种情况，一方面为武装起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却使资产阶级的态度发生变化。
在第一、二次起义时，资产阶级还比较积极，他们有夺取政权的热情。但北伐军越逼近上海，他们的态度便越冷淡，认为大局已定，犯不着再去冒起义的风险。钮永建称：“松江已下，这样暴动就无对象”，“不要徒然牺牲”。中小商人的团体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议董也表示“不需要夺取政权”，南市商会告诫称：“商家应守镇静态度，处此时局，任何政治行动，概不加人。”有些人“不敢【做】市代表”，认为如果要做代表，也得“俟党军来后做，否则恐引起误会”，他们认为市民代表会议“是CP的”，“北伐军来时要解散的”。
起义胜利以后，工会拥有一支两千四百多人的武装纠察队，这使资产阶级不禁毛骨悚然。在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上海总商会、南市商会、闸北商会及银钱公会等举行联席会议，棉纺业巨子荣宗敬在会上说“工人手中一有枪械，闻者寒心，务须收回枪械，以维治安”。与会者一致赞成。
武装起义的胜利，使上海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固有的矛盾突出了。于是，资产阶级对市政府采取拆台手法。他们的代表人物虞洽卿和国民党人士钮永建、杨杏佛等先后有七人声明辞去市政府委员或执行委员的职务。
26日下午，蒋介石来到上海。沪上商界表示对蒋氏“一致拥戴”“希望蒋氏对于商业有维持方法；而商界当与合作到底”，要求蒋氏实现关税自主和取消厘金。至于劳资问题，“惟求商界与总工会平等待遇，免受压迫”。总之，资产阶级把他们对外对内的要求都寄希望于蒋介石。共产党在发动起义和筹组市政府的过程中，曾试图拉住资产阶级，而现在资产阶级却完全倒向了蒋介石一边。
“在此军事期内，一切行政处处与军事政治统系攸关，若不审慎于前，难免纠纷于后。中正为完成政治统系及确定市政制度计……务望暂缓办公。”
蒋介石的恐吓和资产阶级的拆台，使市政府各委员“不能实行职权”，市政府完全瘫痪，动弹不得。
武汉国民政府虽然承认上海市政府的合法性，但不过是道义上的支持而已。武汉国民党中央通电蒋介石及各军事长官，如有希图解散上海工人纠察队者，即以反革命论，但鞭长莫及，无济于事。上海工人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和乔装打扮的“友军”，内有资产阶级叛离，外无农民群众援助，又一次地陷人孤立的困境。
上海工人用生命换来的市政府，当它还在摇篮里的时候，便面临着被扼杀的命运。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领导人认为：“在此时期，决难避免冲突。”我们“严取防守态度，无论他们怎样进攻，我们决不投降与退却”。工人纠察队孤守在湖州会馆，严阵以待，面对着一支更为强大的武装势力。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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