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商会作为商人的社团组织和市场的中介组织，在国内外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商会史才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商会史研究业已成为海内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之一；与此同时，它还拓宽并深化了经济史、社会史、城市史，尤其是现代化史、资产阶级史等相关研究领域。作为一部标志性学术成果，马敏主编的《中国近代商会通史》，于商会史研究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该书皇皇200余万字，按时间线索分为四卷：晚清时期（1902—1911）、民国初期（1912—1927）、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37）、抗战至新中国成立初期（1938—1953）。编者以商会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重大问题为中心，探讨商会制度的演进、商会与政府关系、商会的政治参与、商会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商会与国家形态间的复杂关系等问题，尤其是借鉴和运用了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对商会存在的社会与法理基础、商会的组织与运作原则，以及商会与经济市场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进而探讨商会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脉络。
研究模式的变迁
这部通史的主要作者，包括马敏、虞和平、朱英、付海晏、郑成林、魏文亨等，他们均是商会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30年间一直活跃在这一领域的前沿阵地。30年来，商会史研究经历了革命化、现代化和反思化研究模式的变迁。在革命化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商会史研究主要解决“商会是什么”，标志是1981年章开沅提出商会“是从整体上考察资产阶级不可缺少的重要课题”。其研究思路是，“资料、问题和领域是新的，但思考的角度和路数却是旧的，多数研究者仍然习惯于从政治史的角度去思考商会问题，以政治因素（又往往化约为革命与否、进步与否）作为商会评价的关键值”。虞和平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与中国资产阶级完整形态的形成》《论清末民初中美商会的互访和合作》《近代商会的法人社团性质》等和朱英的《清末商会与抵制美货运动》《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以及徐鼎新、钱小明的《上海总商会史》都是革命化研究模式的产物。现代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的商会史研究主要探讨“商会怎么样”，以1993年6月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出版为标志，形成了近代商会史研究现代化范式的主流地位，同时也确立了商会史研究的专门史地位。这一阶段，在虞和平、朱英、马敏等学者的推动下，形成了北京、上海、武汉、天津4个商会研究中心。反思化阶段（21世纪初至今）主要分析“商会研究向何处去”， 标志是2001—2002年从商会研究到商人、商民运动等研究的适度转向，及其对商会史研究的反思。虽然这一阶段涌现了很多较有分量的新论著，但总体上没有跳出现代化范式的研究思路。代表作品包括马敏《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观念研究》、朱英《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贾中福《中美商人团体与近代国民外交（1905—1927）》和李娟婷《商会与商业行政：北洋政府时期的政商关系（1912—1927）》等。这一阶段，学者集中对商会史研究进行了反思，比如，虞和平对商会史研究的对象、时间跨度和内容的局限性进行了评判；马敏指出，现代化理论在给商会史研究带来新的问题意识、概念话语、分析视角与新方法的同时，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朱英则提出，中国商会史研究的新突破要在理论和方法上继续创新，注重解决理论阐释与实际论述脱节的情况。
宏大、系统和整体叙事的场域
上述商会史研究的三个阶段变化及其成果，完整体现在该书中。其阐述的时间轴从1902年到1953年，长达半个世纪；覆盖除西藏之外所有中国大陆地区的商会；学术上凸显问题意识，勇于开拓新领域，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商会史研究的“碎片化”倾向，旨在将研究视野重新拉回到宏大、系统和整体叙事的场域中。该书的学术贡献可以梳理为以下几个重要方面。一是界定了商会的性质和地位。商会性质如何界定，是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该书正本清源，明确提出商会既非官方、半官方机构，亦非“官督商办”性社团，而是一种商办的法人社团。二是指出了中国资产阶级由“自然”存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过渡。商会的出现使资产阶级形成了真正的地区联合，并得以有组织地参加和发起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经济和政治活动。特别是1913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正式成立，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领导中心，严密了资产阶级的队伍，使资产阶级全国性统一行动成为可能。三是拓宽了商人外交和商会外交的新领域。商人外交和商会外交是商人有组织的外交活动，大多以商会为主体，它既是国民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民间经济外交的主体，是国民外交和民间经济外交的交叉。全书集中考察了商人阶级在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经济发展、民族独立和国际平等地位中所发挥的作用。四是突出了商会的商业行政参与、商会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带动了实业革命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