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而言，史学界对抗战时期上海商会的研究仍比较薄弱，是上海商会史研究中需要弥补的一个明显缺陷。如上海商会于清末诞生之初，就在章程中明文规定以“票举”方式选举总、协理和议董，是近代中国商会中率先制定投票选举领导人制度的商会，在当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示范效应，许多商会在成立之后也模仿上海商会确定了这一制度。上海史和上海商会史研究需要继续深化拓展，其他区域的研究也需要大力加强；上海史研究的深化需要“走出上海”，上海商会史研究的拓展也应该“跳出上海商会”，以更宽更广的宏观视野与对比视角进一步研究上海史和上海商会史。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