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上海，苏州河是永远无法绕开的。
1912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苏州河北岸创办福新面粉厂；
1916年，杨济川、叶友才、袁宗耀在苏州河南岸创办中国第一家能生产电风扇的民族工业企业……
1937年，上海总商会前总理虞洽卿凿船沉江阻隔日军，会董穆藕初发明“七七棉纺机”，“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升起国旗……
在苏州河畔发生的“实业兴国”故事，远比“许文强们”的民国电影更磅礴、更精彩。
比黄浦江资格更老的上海母亲河
仲富兰是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他在浩浩二十万字的《醉上海》一书中这样描写苏州河——吴淞江古称松江，晚清时在上海境内的河段始称苏州河，它是比黄浦江资格更老的上海城市母亲河。
仲富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吴淞江原为长江入海前最后一条支流，一头连着太湖，一头连着大海，是吴地的水上交通大动脉。“明初时，因吴淞江淤浅严重，当时的户部尚书夏元吉力主疏浚吴淞江南北两岸支流，疏浚上海县城东北的范家浜，使黄浦从今复兴岛向西北流至吴淞口入注长江，此后吴淞口实际成了黄浦口，故有‘黄浦夺淞’之说。清同治《上海县治》对此有详细记载”。“黄浦夺淞”后，吴淞江反而成为黄浦的支流，两条河流命运置换，但长江入海口仍被叫作吴淞口。
上海滩出落成十里洋场，几乎就是从吴淞江变为苏州河的那一刻开始。
1843年上海开埠，日不落帝国的统治者们在黄浦江、苏州河、洋泾浜江河交汇处划定了英租界的势力范围。仲富兰介绍，英国人听闻这条河通往苏州而将其称作“苏州河”，久而久之，上海境内长54公里的这条命运多舛的河，便被冠以“苏州河”这个名字。
列强们以精明的目光预见，这片水网纵横的四通之地势必成为百业尘廛、货通天下的贸易中心，继英租界之后，美国人在苏州河北岸设立了美租界，而法租界则位于洋泾浜以南和老城厢之间。在大刀阔斧的开拓下，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成为上海现代城市的源头。
家国情结是上海风华的底色
将近四十年，仲富兰潜心于民俗学研究，在他看来，张爱玲、老克勒等近来大热的标签是对上海气质的误读：即便资产阶级情调也不应该以“小”作为前缀，上海近代沿苏州河畔诞生了一批资产阶级企业家，但他们的前缀是“民族”，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
为什么早期的资产阶级会被冠以“民族”二字，仲富兰解释说：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后，《马关条约》允许日本在华开设工厂，为了增加税源，清政府放宽了对民间办厂的限制。可以说，最早的民间工厂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诞生的，“设厂自救”、“实业救国”，是工厂创办者们的拳拳赤情。
1881年，华商黄佐卿投资白银10万两，在苏州河北岸创办上海第一家民族机器缫丝厂公和永缫丝厂。
1912年，同样在苏州河北岸的苏河湾地区，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福新面粉厂。
1916年，在苏州河南岸的陕西北路，华商杨济川、叶友才、袁宗耀合伙创办华生电器制造厂，成为中国第一家能生产电风扇的民族工业企业。
苏州河畔，第一批中国实业家创办的工厂棋布两岸，在租界外商洋行的夹缝中，将农耕大国拽入工业文明，让“洋布”、“洋面粉”逐渐淡出中国百姓的日常。
商道流传千百年间曾如斯英勇
仲富兰说，中国人做什么事都讲究一个道。
1200年前，韩愈曾发出“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喟叹。
那么，商道在历史跌宕的洪流里，是否被因循传续？
北苏州路470号，铁丝围栏圈住一片空地，路口转角处一个罗马式的大理石凯旋门。5个透气窗象征辛亥革命的五族共和，仪门额匾上被凿的部分，原刻有“上海总商会”字样，昭示着它最初的身份。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跌荡一百年》中认为，“自1911年之后的16年间，民营公司蓬勃发展，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企业家阶层在公共事务上的话语权十分强大，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就是在这一时期基本奠定的。这期间的工业增长率达到13.4%，位于当时的世界领先地位。”
92年前的5月，五卅运动的游行队伍就是从总商会凯旋门式的仪门前出发，揭开中国大革命序幕。这个以“商”为名的首脑机构，始终怀抱着“国”的责任，从提倡国货、实业兴国，到一次次在山河破碎中挺身而出。
没有人像韩愈写《师说》一样为商道做一个定义，翻开历史书，最早映入眼帘的商人也许是《左传》的弦高，这个郑国商人用12头牛计退秦军，有违货殖之道，却挽国家于微时。
跨越两千五百年光阴，弦高的商道精神在民国资产阶级的身上复苏，有经营有法度有目光有公平，同时，有大义有尊严有胆识有信念。
拱形穹顶撑起空荡荡的庄严，站在总商会议事厅，我仿佛看见1937那一年，年过七旬、曾担任总商会总理的虞洽卿，以一场惨烈的沉船自毁隔断航线，联手杜月笙的大达等多家公司，打破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
依然是在这一年，在总商会所在的北苏州路上，88师524团副团长谢晋元率“八百壮士”孤军血战4昼夜，在四行仓库升起国旗。
苏州河畔的平行空间，商人与军人以各自壮烈的方式捍卫荣耀。
把那个被遗忘的年代找回来
站在沙盘前，仲富兰指着总商会的模型说：“当时就是为了上海城市建设和道路拓宽工程，移走了天后宫。”
1884年，清政府在苏州河河南路桥北十二庙的官地上分别建成新天后宫和出使行辕。此后清政府出使大臣在离开行辕前，总忘不了到天后宫祭祀一下天后，祈盼海上旅行一帆风顺。
“总商会就是建在出使行辕的旧址上，早期的留学生、公使都是从这里出海，可以说，这里是早期中国人通往世界的出口之一。”
此刻，我站在修复中的总商会工地，光彩琉璃、罗马纹柱、马赛克地坪、雕花木刻，笼罩在岁月赋予的灰色里，繁复的纹理还在，仍能想见昔日的考究和煊赫。
和总商会平行伸展在北苏州路上的苏河湾绿地，被认为“或许是市中心最后一块十万平米规模的绿地”。曾经保护性拆除的“慎余里”石库门里弄、天后宫戏台等历史符号般的老建筑，都将镶嵌在绿地的脉络中，以复刻的形制重新面向世人。
联创国际都市再生设计研究院院长凌颖松曾参与外滩源修复，华侨城苏河湾上海总商会、怡和打包厂是他麾下团队的第一个项目，迄今已进行整整6年半。他们先是对历史文脉进行梳理，如研究苏州河畔怡和打包厂和黄浦江边怡和洋行之间的关系，参考复旦大学对总商会的历史研究，如宋子文任财政部长之后很多支持和动力都是在其中发生。
带着复原历史的使命，经过专家委员会论证，凌颖松团队通过纠正工艺、几何调整使总商会的面貌和照片重合。
如此大费周章复刻的，并非只是建筑的外壳。
白吉尔书中“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为上海铸就了繁华的底色，也成全了精致风雅的海派生活方式——衣香鬓影、觥筹交错、歌舞升平。
到今年9月，历时7年的修复将大功告成，入口处的马赛克被原样保留，曾经倾斜的木楼梯重新做了钢梁和顶升，保留会议、接待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餐饮，包括宝格丽引以为傲的米其林餐厅。
届时，商业巨子各界名流又将燕集于此。
在这座历史的“舞台”重新担负历史，书写下一个繁盛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