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史话】上海总商会的建立
今年是上海市工商联建会70周年，我们在【工商史话】专栏推出系列文章，与大家一同追寻百余年来工商业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足迹，并以此向工商界的老前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1911年11月初，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上海，上海革命党人也在密谋光复起事，商务总会中一些以浙江籍为主，已倾向于民主共和，与革命党人建立联系的议董、会员，认为总会总理陈润夫等对革命反应迟缓，行动不力，仍是与革命党人貌合神离，对清王朝依恋不舍的旧商会。于是，他们脱离商务总会自行集议，提出满清政府已为革命所倾覆，那么遵前清商部章程组织建立的商务总会，及所颁发的印鉴，也已在国民中丧失效力，应予取消。因此，他们议决另设立“上海商务公所”以取而代之。
11月28日，他们便召集各行业会所代表集会，正式选举朱葆三为上海商务公所会长，林莲荪、贝润生为公所副会长。随即，上海商务公所就向沪军都督府呈请备案，沪军都督府接受呈文并予以立案，指定位于闸北的铁马路（今河南北路）天后宫(原满清使臣行辕)作为上海商务公所的办公地址。
出任上海商务公所会长的朱葆三接任沈缦云，为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与虞洽卿、朱衡斋、傅筱庵、朱晓南等上海商界人士共36人，组成财政研究会，以作为沪军都督府财政决策的智囊机构，上海商务公所便成了该研究会的所在地，财政研究会中有很多同盟会人士，他们借此沟通沪军都督府与上海工商界的联系，上海商务公所因此而博得了“革命商会”的美誉。
上海商务公所另树一帜后，对商务总会大加攻难。首先，它指斥商务总会以年缴会费银300两，才能有资格成为会员的规定，是一种买卖会员资格的行为；其次，指责商务总会对议董的责任和权力完全失察，毫无勤惰绩能的考查和权力制约规章，致使议董大多不称职；第三，严斥商务总会办事拖拉，忙于应酬，使商界对重大事件和建设缺乏应对；第四，就是认为商务总会议事常争而不休，议而不决，已丧失感召力。凡此种种，商务总会已必须废除。
以上攻难，说明在上海商务总会内部分歧之深、之久已非一日。当然根源还是在民主、共和理念上的差异，另组商务公所的朱葆三、虞洽卿等人已基本站在了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边。以总理陈润夫为代表的商务总会另一些商界人士，还是坚守“在商言商，思不出位”的传统观念，对革命风潮仍持持重的态度，但也为新政权筹募捐款出过力。所以，沪军都督府成立，并没有把它视为敌对力量，采取强制取缔或自行解散的手段。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定年号为中华民国元年。孙中山在“南北歇争”和平统一的大局下，又提出发展实业等一系列大政方针，得到了国内各界人民包括商界人士的拥护。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振兴实业的新气象。
在这种形势下，上海商务总会表现出了抛弃前嫌、开创新业的气度，率先提出统一上海两个商务机构的主张，公开发表了《并合商务总会、商务公所改良办法意见书》，意见书回顾历史，认为商务总会虽创建于清末，但在国内开维新风气之先，为商人团体之首，而且规模甚大，影响甚远，组织健全，基础稳固；故而吁请商务公所应仍秉持“在商言商，思不出位”的思路，趁中华民国新建，“现届星云复旦、汉土重光、气象一新”的时机，实现两会合并，振刷精神，力图进步，共挽商困。并且还又具体提出了合并的首要步骤为定名、选举和落实经费等重大事项。
位于苏州河畔（今北苏州河路470号）的上海总商会门楼，图为1920年代摄。
上海商务总会的这一《意见书》发表后，得到了商务公所响应，双方都表现了求同存异、务实向前的明智态度，表明了中国商界人士成熟、稳健的作风。两会所分别召集原有联系的各行业、各商帮的商董、会员会议，经过一番讨论、表决，基本达成共识，即以“上海总商会”的名称，合并上海前两商会组织，以商务公所的办公地闸北天后宫为新建总商会的会址，原商务总会章程暂行延用，新章程待重新起草经中华民国政府批准后公布。
1912年2月29日《申报》刊登“上海总商会第一广告”，宣告上海商务总会与上海商务公所正式合并成立上海总商会。
自1912年（民国元年）2月29日起，上海《申报》等各大报刊连续数日登载《上海总商会第一广告》中称：“民军起义，上海光复，原有之商务总会系旧商部所委任，例应取消，商界又重新组织临时商务公所。现在民国大定，政治统一，应即规定办法，于2月27日邀集各商董会议，公定名称为上海总商会，以昭统一”。此广告还是特别表明了“原有之商务总会系旧商部所委任，例应取消”，以示完全服从民国法统的原则立场。上海总商会在1912年3月29日发布的《通告并附修改章程》中再次强调：“民国大定，政治统一，则凡恢复商务，维持会事，自应勉策进行，已尽兴商保商之义务”。根据这个包括“入会、会费、选举”3大程序在内的《通告并附修改章程》，其要点有以下方面：一、各业会馆、公所团体入会者，会费仍照旧章，惟原以各业会董一人代表为会员，现由各业普遍选举产生。二、团体会费出至银一百两以上者得举会员一人，多至十人。三、商人单独入会者，会费分三种：一百两、五十两、三十两。五十两及以上者为会员。三十两者为会友。会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会友有选举权。这些基本内容与清末商务总会相对比，明显有两大改革、进步：一是会费降低，有利于大小会、所或商人个人入会；二是强调了在下属团体会、所内实行普遍选举的原则。由于在总会、公所在合并时，曾进行了长达两个月之久的争论，所以这涉及“入会、会费、选举”三方面的修改，实际也是其后总商会的基本组织原则，在先征询了原商务总会、商务公所会员的去留意愿后，随后向会员、会友发出议董选举票，并择定5月5日为上海总商会第一届议董选举日。
1912年（民国元年）5月5日下午3时，上海总商会在铁马路天后宫召开第一次会员、会友大会，投票选举总商会首届议董，大会当场开出选举结果，依得票最多的31人为首任议董，最高得票者是贝润生，为150票，入选者票数最少者为陈子琴，得48票。
5月12日，31名当选议董举行首次会议，互选总理、协理，选举结果以周金箴得票最多，被推为总理。周以年老力衰推辞，经议董挽留就任。6月1日，全体议董及总理、协理举行了正式就职礼。依据新制订的总商会章程，首任当选期为1912年（民国元年）6月至1914年（民国3年）5月两年一届。会址设于铁马路天后宫。
供稿：办公室
原标题：《【工商史话】上海总商会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