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导读
◆ 随着时代发展，浙商从“自发”脱贫致富一步步走向“自觉”带动共同富裕，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富创造者向财富分享者“进化”，成为“共同富裕”的生动践行者。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浙江，数以百万计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浙商，是浙江改革开放的生力军，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践行者。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背后释放出了哪些讯号？“共同富裕”坐标下，浙商的方位和路径是什么？
为此，记者专访了著名财经作家、澎湃新闻副总编辑、浙商总会新媒体委员会轮值主席胡宏伟，希望借助他的视角，解读“共同富裕”坐标下浙商的方位与路径。
著名财经作家、澎湃新闻副总编辑、浙商总会新媒体委员会轮值主席 胡宏伟
以下为其专访自述：
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来浙江的民营经济发展史，量大面广的浙商从出生起就带着典型的“共富”基因。其中，绝大部分浙商从贫困出发，实现了叠加效应的“共同富裕”。
广大浙商基于个人脱贫致富的目标，从深耕家乡到游走异乡，自发地带动“两个故乡”的群体脱贫效应。随着时代发展，浙商从“自发”脱贫致富一步步走向“自觉”带动共同富裕，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富创造者向财富分享者“进化”，成为“共同富裕”的生动践行者。
春潮之下，带着“共富”基因出发
从历史发展来看，浙商是带着“共同富裕”基因出生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看两组数据，首先，浙江每万人市场主体拥有量居全国各省区第一。
还有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3月底，浙江省共有各类市场主体816万户。按照现在常住人口的规模来看，8个浙江人里面就有1个是老板。由此可见，量大面广是浙商的第一个特征。
我们回过头来看，浙商出发时其实很多人文化水平很低甚至是不识字的，他们并不深透地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纯粹是为了脱贫致富而出发、而努力，但他们践行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许许多多的浙商，犹如漫山遍野的野草一样，渺小但很倔强。这种倔强来自于摆脱贫困的渴望，而这也恰恰是浙江改革发展的根本活力。一个又一个浙商，滴水成河、聚沙成塔，构筑起了浙江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植根于人民群众的“老百姓经济”。
“老百姓经济”的本质就是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优秀的领跑者和践行者，浙商从出生起，就带有“共同富裕”的基因。
在浙江，无论是参天大树还是杂草，都有着均等的起跑线。“老百姓经济”之所以能在浙江成为现实，重要一点就是浙江大地奔走着一群自我解放的普通民众。
我们总是容易将普通的底层个体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下，但其实每个个体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体，没有这一个个卑微的、细小的充满活力的水滴，历史长河从何而来？
有人质疑，强调民众的力量及人的自我解放，是不是就弱化了各级政府的作用和历史价值？当然不是，这两者并不矛盾。
浙商的崛起为何在1978年之前没有实现？因为没有改革开放的春风。浙商就像是充满希望的种子，只有在春风化雨的肥沃土壤上，只有在党和政府大力推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才能成长为参天大树。这两者是不可割裂的辩证关系。
我常说，浙江是一个没有英雄的英雄时代。浙江人有着国民性中十分稀缺的独立人格，勇于把握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家乡。在这个创造和奋斗的过程中，每个普通人成为了自己的英雄。只有让每个普通人成为英雄的时代，才是真正的英雄时代。
穷则思变，从贫困出发的“绝地反击”
自发蓬勃生长的“老百姓经济”，也使得浙江经济发展出现了非常奇特的边区效应。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一般都呈现出马太效应——由强者拉动弱者，从相对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涌浪式发展。而浙江恰恰相反。
经济地理学概念的浙江可以分为南浙江和北浙江，北浙江包括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这些区域是鱼米之乡，历史积淀深厚，经济相对发达；南浙江包括温州、台州、金华、衢州、丽水，山区面积大，过去经济相对欠发达。
然而改革的第一波春潮中，浙江第一支生力军偏偏是从地势险峻、大山深处沟壑纵横的最贫困地区崛起。当年，游走天下的650万浙商，至少70%-80%来自于浙江南部，这个特征在世界半径都非常罕见。而且他们80%出生于农民，80%初中以下文化水平。
从贫困出发、实现绝地反击的浙商，深刻显现出“共同富裕”的特征。同时量大面广的浙商带动群体共富，使得浙江显现出了叠加效应的共同富裕。
1997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县；2002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乡；2015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解决极端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此外，浙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已经连续20年全国各省区第一，农民人均收入连续36年全国各省区第一。从社会财富分配来说，浙江是社会财富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在各省区中最小的。这是浙江最大的骄傲，也是千百万浙商群体的共富效应。
有人说，浙江经济发展以农民为主体，从农村出发，岂不是经济学悖论？事实上到了下一个发展的新阶段，浙江经济发展又会回归到正常的规律和轨道。
游走天下，催动“两个故乡”蝶变
从贫困出发的浙商穷则思变、白手起家，脚步并不仅仅局限于省内。他们从浙江走向了全国、全球，向相对欠发达地区进发，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又回归到了正常经济发展的规律。
据不完全统计，有650万浙商在全国各地经商投资，海外浙商还有约200万。浙江在省外境内经商办厂的人数居各省市区第一。
浙商为何要走出去？这是因为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甚至人均拥有自然资源居全国各省区末位。这些因素决定了浙江人必须走出去，走出去才有活路。
浙商通过奋斗推动了故乡的繁荣，然后，更多的浙商怀揣着“脱贫致富”的梦想，去往相对欠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寻找商机。他们一路播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种子，以自身的创业者实践，让更多老百姓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他们在传播理念的同时，也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示范者，带动了更多人创业致富。从“播种机”到“联合收割机”，广大浙商最终带动了更广范围内的群体脱贫效应，推动了“家乡”和“异乡”两个“故乡”的蝶变。
与时俱进，践行共富的路径“演变”
从历史维度看，随着时代的发展，浙商践行共同富裕的路径也在不断变化，可以归纳为“三重演变”。
改革开放初期，浙商通过开办企业，为当地扩大就业、增强劳动力技能培训、作出税收贡献——这是浙商共富路径的1.0阶段。
同时，为了给更多普通创业者提供平台、共享商机，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市场集群开始出现，浙江块状经济开始形成。到目前为止，浙江是全中国专业市场最多的省份，浙江本土经济总量有60%以上是块状经济。以义乌为例，义乌小商品城有7.5万个摊位，背后关联着全国各地的200万家中小微企业。
浙商共富路径的2.0阶段起步于21世纪初。浙江经济发展开始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涌浪式往外溢出。例如温州的奥康集团，2003年开始在重庆璧山县投资10亿元建设中国西部鞋都工业园，规划吸引1000家皮鞋行业全产业链企业入驻。这也是另一种形态共同富裕的华彩过程。
数字经济是浙商共富路径进化的3.0阶段。最典型的是，浙商领跑全国的数字经济拉动了大山深处农副产品的销售，更是将远隔千里的每一个细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细胞连接起来，共同释放出脱贫致富的化学效应。
可以说，40多年来，与时俱进的浙商推动“共同富裕”之路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饮水思源，从自发到自觉的“三重进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和浙商有着天然联系。从某种程度来说，浙商的发展历程，正是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
浙商出发时是基于个人脱贫致富的自发行为，随着时代发展，一步步从“自发”走向“自觉”，实现了三重进化。
第一重，个人实现脱贫致富。
第二重，也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从有钱但没文化的老板成长为有钱也有文化的新一代企业家。
第三重，胸怀天下，努力成为“张謇式”社会企业家，共同创建更美好的社会。这也是“共同富裕”坐标下，浙商的方位所在。
著名浙商领袖鲁冠球是我个人心目中的“浙商第一人”。最近我刚完成他的传记写作——《鲁冠球：一位中国农民、改革者、企业家的成长史》。
1984年，鲁冠球成为全国第一个个人风险承包乡镇企业的承包厂长，3年承包奖金共计44.9万元，他全部捐献了出去。1986年，鲁冠球在杭州的人民大会堂给全市机关党员干部作了一堂引发极大反响的报告，报告主题正是“通往共产主义的路就在脚下”。
鲁冠球一生有为农民说话的强烈愿望，他刚开始创业时，在每个村都建了一个万向节分厂，想把共同富裕的火烧到工厂围墙外面去；早期招工有比例地招聘残疾人；创业早年便从事别人不能理解的农业产业……万向集团推出的“四个一万工程”提出，要同时帮扶10000个孤寡老人、10000个失学儿童、10000个残障儿童、10000个特困学生，这些年在慈善领域累计投入12亿元。
鲁冠球有句名言：一天做一件实事，一个月做一件新事，一年做一件大事，一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他坚持一生去做的有意义的事是什么？有人说是做汽车，对，也不对。明线是汽车梦，真正的主线则是让更多的农民共同致富。他一生致力共同富裕，宛如灯塔，照亮了浙商践行共同富裕的理念和方向。
如今，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浙商已逐步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富创造者向财富分享者“进化”，更多的“张謇式”社会企业家正在浙江大地涌现。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只有明白了当初为何出发，才能走得更远。
本文来源：富贵门、咫尺财经
作者：奚金燕、黄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