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究潮商商会组织的成因，对潮商商会组织的历史演变轨迹进行梳理，并描述当前潮商商会组织的发展现状，对其发展趋势做出研判。
一、潮商商会组织的成因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中国十大商帮出现，其中以晋商、徽商、潮商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这三个商帮都是依靠着贩运贸易起家，但是其中晋商和徽商是陆贩，而潮商是海贩。晋商和徽商在国内的影响力巨大，但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非常小，潮商是中国唯一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且不断延续的商帮。形成潮商商帮的原因可以通过地缘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来讨论。
（一）地缘因素
潮汕地区位于广东省东北部，东北与福建省接壤，东南濒临南海与台湾省隔海相望。潮汕地区自古便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俗称“省尾国角”，指其位于国防门户，又是远离省城的东北边陲。清人顾炎武概括为：“（潮州）府介闽粤之间，为门户之地。负山带海，川原饶沃，亦东南之雄郡也。”潮汕地区虽然位居广东境内，但地理位置相对独立，具有既封闭又开放的地理特征，所以其文化体系与广府文化并不相一致。潮汕地区土地相对肥沃，但人口密度极高，人多地少的残酷现实使得潮汕人不得不垦山围海，精耕细作，发展多种经济作物。无奈资源短缺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潮汕人只能另觅求生之路，务工、仕进、经商、出洋都是潮汕人寻常活路，除了展现他们勤劳刻苦、精明灵巧的优点外，又有铤而走险、投机取巧的一面。
潮汕地区拥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除了渔业资源丰富外，发展海上航运的潜力也很大。但是在海上贸易巨大利益之下，同时存在着与之相对应的风险。由于海上的环境变幻莫测，经常面临着惊涛骇浪、台风、甚至莫名的海兽袭击，劳力与技术等硬件条件的限制，海上的贸易活动经常经历的是生死的考验。但是潮人培养和锻炼出了各种适应能力和生存技能。在与大自然的较量之中他们形成了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和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潮商合资购买船只以及海上作业的工具，或者合资购买货物。大商人资本雄厚，他们往往与中小商人合作，有大商人出船或者出资供中小商人出海经营，赚取丰厚利润，而中小商人也借船出海，赚取属于自己的那份“经营之息”。这种共同承担风险的盈利方式由于没有具体的规章约束，依靠的是商人之间的合作和诚信，长期以来的诚信合作更加巩固了潮商的团体互助意识。潮汕人所处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特殊的生存方式，正是这样的方式促使了潮商的团结，为商帮组织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文化因素
潮汕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它的形成是本土文化与移民文化的多次影响、吸收和融合的长期过程，随着历史人文的变迁一直不断发展着。潮汕地区远离中原腹地，故其本土文化基础较为薄弱。儒家文化仍是潮汕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儒家文化强调宗族、血缘、地缘观念，潮汕商人尤其是在外地的潮商有强烈的自己人意识和排外性。有人说：“在外地的潮汕人在一起，只要说潮汕话、吃潮汕菜、喝工夫茶，那简直就是‘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潮商寻求内部凝聚力、向心力以及认同感、归属感的特征相较于其他商帮团体尤为突出。有人说：“两个潮汕人靠嗅觉就可以相互辨别，靠说同一种方言，就能将对方称之为自己人。”这种浓厚的自己人情结，使得潮商能在外地容易立足。国际潮团联谊会的会徽是两手紧握形成的圆形，中心是地球经纬图，上下一周是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中英文文字，这是象征潮人的大团结。同历史上的晋商、徽商相比，潮商具有强烈的“恋亲”情结，在它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宗亲的力量一直都是其经济模式的重要干预与影响力量。这种亲缘的力量对于维系凝聚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潮商的发家路线基本上是以家族企业为基础确立起来的。
在“自己人”、亲缘、宗族这样的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潮汕人的经商思维就是团结一致、凝聚力量、互相帮衬。随着商业活动规模和范围扩大，以及商业竞争的加剧，潮商自己的商会组织就形成了。
（三）政治因素
封建集权的政府制度使得我国长期实施的是重农抑商政策，直到明清时期商人的数量和地位才有所提升。但明清两代为了政治和地缘的安全，曾采取了“海禁”政策，这一政策致使沿海地区人民的生存受到威胁。潮汕人民为了生存，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迫于生计对抗朝廷的生意人，这也是较早形态的潮商。
清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乱后，政府顺应时势正式停止广东地区海禁。政府的政策宽松了，下海不再是违背政策了，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潮商的标志性产物——红头船。在康熙年间潮州商人在苏州成立的潮州会馆，标志着红头船商人的潮州帮已经有完善的商帮组织，代表潮商日趋成熟。国家管制的放松和政策的调整是商人结帮的历史契机。潮商抓住了清康熙时期的海运开放时期，大肆发展、大胆投资，这一时期形成的潮商的特征和品质是近代潮商特征与品质的基础。
1858年潮州被迫开放，随之汕头港开埠。这个时期潮商的市场和贸易产品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总量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康熙年间成立的苏州会馆带领潮商与洋人势力竞争，潮商独特海外元素与外来势力竞争，融资能力，爱国情怀等逐渐形成。以商会为形式的商人组织在海内外更加成熟了，同时规模也更大了。国家的政治因素使得潮商个体在发展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潮商组织（会馆）的发展，为发展为潮商商会奠定了基础。
二、潮商商会的组织演化
潮州会馆是潮商最早的商会组织形式。会馆是明清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变迁下的特定产物。明清时期，潮州商人旅外谋生经商，足迹遍布海内外，为扎根异地，求取发展，经由对方联络和众人力量的汇集，潮商们在各地成立自己的会馆。早期潮州会馆的成员主要有海阳、潮阳、揭阳三县。明末清初，潮州会馆组织滥觞于吴越地域。潮州会馆的形成既与潮州的群体为本位、以家庭为中心、人际关系重伦理、重情谊的文化关系有关，也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海外移民有密切关系。近现代国内外政治、经济发生重大变化，潮人为求生存、谋发展，向国内、国外各地开拓进取，因而海内外的血缘性、地缘性、业缘性的潮州会馆不断涌现。
会馆、公所、公馆，是历史的产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后，都接受了政府的统一改编和领导，改名为中国工商联合会。在市场经济中，商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许多市场秩序是由商会或行业协会来制定和逐步规范的，同时，商会组织也要按照市场规律来进行自律和自我保护。例如，我国加入WTO后，遇到了一些贸易国设置的贸易壁垒和反倾销制裁等问题，通过行业商会组织对他们进行交涉、提出要求，甚至通过打官司等途径来维护本商会组织和投资者的利益，这种作用是政府无法替代的。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商会组织发展迅猛并真正地发挥起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与此同时，潮商商会组织也迎来自己新的发展繁荣期，不过与温州商会、宁波商会不同，潮商商会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名称，潮人商会社团的名称显得多样化，有遍布全球的潮人海外联谊会、潮人商会、潮汕商会、潮人投资促进会、潮人海外促进会等等，其中又以潮人海外联谊会的名称为最多。
早期的潮商社团居多是一些同乡会、联谊会等，主要是是本着加强宗亲之间的联系，增进友谊，发挥各自的优势和作用，相互合作，共谋发展的宗旨而成立的。定期开展各种宗族活动，通过建祠堂，聚会等一系列的形式来加强宗亲们的联系、交流。但是随着潮人社团的发展，潮汕人地缘性社团的组织系统类型以“城市-州-全国-全球” 方言群地缘性纵向发展，规模逐级扩大。部分潮商的社团组织由非正式结构逐渐发展成为正式的组织结构，有着明确的组织目标和宗旨、组织架构、组织运营模式。下面以深圳潮商商会为例。
深圳市潮汕商会的前身是2006年12月成立的深圳潮人海外经济促进会潮商工作委员会和2008年6月成立的深圳市总商会潮汕商会。深圳市潮汕商会正式成立于2010年1月,是代表潮汕四市在深圳的企业家的集团式商会，是深圳市5A级社会组织。深圳潮商商会现有5家独立法人团体会员单位和1家二级分支机构近4000家会员企业。在房地产开发、建筑安装、金融投资、教育文化、电子信息、商业物流、黄金珠宝等多个行业和领域占有较大比重和影响力。以大服务推动大发展，设立法工委、财金委、投资委等10个专业委员会，成为潮商的精神之家和坚强后盾。围绕“打造投资合作平台、构建潮商财团”的战略思路，走经济实体化道路，先后注册成立潮商小额贷款公司、潮商集团、潮商基金和深圳潮商一带一路控股有限公司等经济实体，成功开创新形势下独具国际化背景的商会运营新模式。力倡公益慈善事业，发起设立广东省潮商公益基金，组织会员积极参与慈善公益捐助和扶贫济困活动。创建深圳市第一家异地商会党委，党建工作成效显著，是市非公党委党建工作9个示范点之一，并荣获2016年度“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称号。商会先后与全球200多个潮属兄弟社团和华人华侨组织建立友好往来，发起并推动成立国际潮商经济合作组织。
潮人商会不仅建立了完善的组织章程，甚至还走向了上市的道路。潮商上市公司会员企业为主体，整合资源与跨界资本为纽带，推动与所在国家政府、商会、企业建立资本运作和项目对接为核心的资源性高端投资合作平台。伴随着全球市场的加速开放，资本正在世界范围内急速扩张，上演愈演愈烈的投资并购热潮。不论是产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都呈现出加速渗透融合的趋势。资本已经成为了全球产业整合并购的幕后推手。面对全球资本市场的风起云涌，掌控着巨量资产和市值的全球潮商，如何通过资本力量的有效整合，实现产业和资本的高效对接，从而助推经济转型升级，成为了新时期潮商发展的重要议题。全球潮商上市公司联盟的成立，对于推动全球潮商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作者：龙时瑶 谢舜龙 张贵英 余成洁 李泽兰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商学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